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广西壮族土司研究现状及展望

有关广西壮族土司制度以及土司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广西民族历史和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部分,其主要体现在已经发表的有关广西土司的史料整理成果和现有的有关广西土司制度史的学术研究成果等方面。然而,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方面,亟需加大力度,拓展空间。为此,应注重地方民间文献的利用与传世经典文献的征引,以跨学科的多层面的新视野、新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的构思与设想。     

青海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体制。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土族、撒拉族中也实行了土司制度。本文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争袭研究

土家族土司争袭事件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普遍性,类型可分为兄弟争袭、姻亲争袭、族人争袭和父子争袭四种.土司争袭在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土司争袭是土司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决定的.     

西北土司流变考

"土司"一词自明朝出现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外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拓展.民国政治制度的更化,冲击着西北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得旧有的札萨克制、盟旗制和寺院制度越来越模糊着与土司制度的界限,最终融入到民国西北地区的"土司"之中.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近六十年来嘉绒十八土司研究综述

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阿坝、甘孜地区,明清以来先后形成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嘉绒土司.学术界对嘉绒藏族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诸多方面譬如土司辖区内各项制度、土司与各方关系、有关嘉绒土司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土司祖源、分布、官寨、碑铭等的研究,均取得了不少有益成果.但就目前而言,嘉绒土司在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资料的深掘、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范式的创新等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度未因元制说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为统治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史学界有关土司制度的论述不少,也有许多争论,但迄至今日,有关这一制度的许多问题尚需重新评价。如相沿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明因元制说”,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仅就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度是否因袭元制的问题加以探讨。     

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自清以来,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日渐衰落,除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土司的政策以外,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使藏族社会的土司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实已形同虚设;为河湟地区藏族的交往铲除了藩篱,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进一步使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区得以整合;抑制了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扩张与发展。     

明清土族地区的土司在历史上的作用

<正> 我们历史上的明清时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土司制度,同样,在甘、青一带少数民族地区也实行了这一制度,其中以土族地区十六家土司势力最大。从土司制度的形成(明初)到废除(1931年)约五百多年间,这些土族土司多能协助中央,调和民族关系,成为封建政府在西北边陲的得力助手。他们“与民错杂而居,联营结社”,与各族团结融合,携手本地建设,“绝不类蜀、黔诸     

壮族土司社会汉壮文化涵化检视——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在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汉壮文化涵化中,壮族较大程度地接纳强势的汉文化,壮文化发生了较大变迁.涵化的内容包括教育上的儒学南渐,信仰上的汉神南驻,建筑上的汉风南播以及汉族移民对壮族土司社会的影响.     

云南边疆土司制度的终结述论

云南边疆土司制度的终结述论王文成元代以来．中央王朝相继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封委了一批土司．确立了土司制度。在明清之际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高潮中，山于这一地区大多属于“江外”“宜土不宜流”的地区，土司制度完整地保留了厂来。近代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虽...     

明代鄂西土司制度

今鄂西土家族地区,明代曾实行土司制度.明代鄂西土司制度,是在朱元璋大败陈友谅之后,录用元代归附土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明史·湖广土司列传》载:湖广土司地区"溪峒深阻,易于寇盗,元末滋甚.陈友谅据湖、湘间,啖以利,资其兵为用.诸苗亦为尽力,有乞兵旁寨为之驱使者,友谅以此益肆.及太祖歼友谅于鄱阳,进克武昌,湖南诸郡望风归附,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皆先后迎降."按:明代鄂西土司地区,是包括在此文中的"湖南"范围之内的.据《大明一统志》编目次序,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今鄂西)与     

海龙囤关隘考

海龙囤是中国羁縻·土司制度的重要遗存。重重关隘是海龙囤保存至今最为重要的遗存之一,也是认识其整体格局的关键,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但因历时久远等因,部分关隘已经消逝,其名称已渐不为人知;尚存的九关,却存在着关名与实物不符的现象。笔者结合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对关隘名实进行考证,为通过遗址格局解读土司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浅谈土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正> 土司制度自明初开始至1931年明令废止,在土族地区存在了560余年,今天考察土族地区土司制度时,对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应给予重视。笔者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土司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较长久地适应了土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一种政治制度的可容性,决定于它对社会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滞,是推动社会经济,还是成为它的桎梏。土族地区土司制度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在它的形成、发展阶段,曾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这就是这一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土司特权制度下的人性异化——《尘埃落定》之解读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优秀之作,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傻子”儿子的传奇经历,通过“傻子”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这个土司世界的奇异和奥秘,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了土司制度下人性的丑恶、宗教的虚伪以及命运所赋予人们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刻画了那个靠近东方的藏族部落的末代土司及其家族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土司制度下的权力以及在这种权力制约下人性的异化。     

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明初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与当时黔东地区儒家文化的快速传播紧密相联,是"大一统"价值诉求的使然.改土归流的成功运作,削弱了田氏土司的势力,结束了田氏土司对黔东地区的统治,对黔东地区乃至贵州全境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是建立贵州行省的助推器,是黔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是黔东地域文化发展的里程碑.研究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近九十年德格土司研究述略

德格土司作为川藏交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土司之一,学界关注较早。由于边疆治理的需要,德格土司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艺术研究蓬勃开展,在德格土司世系、德格土司地区雕版印刷、音乐美术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以德格土司为研究主线,对近九十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