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入仕与归隐之间--论郭祥正的骚体创作

骚体在北宋中期兴起,经世致用的精神被发扬光大,屈骚发愤抒情的传统被很好地继承。随着党争的加剧、变法的失败,文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极大倾斜,爰时进取、兼济天下的热情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逐渐被消磨殆尽,他们走上了理性反省的道路。郭祥正的骚体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他的骚体表现仕与隐的矛盾心理,雄豪之气与隽逸之气并存,具有极为明显的新旧丕变的特征。     

生气远出 意思萧散——论文同的骚体创作

北宋中期,随着党争的加剧,骚体创作悲凉之气渐渐淡薄,转而寻求精神的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超越.文同的骚体表现对绝对自由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表现对世俗的厌弃和对独拔流俗之上的人格美的向往;描绘冰清玉洁、自在逍遥的神女形象,充分表现了当时辞赋创作疏离屈骚传统、超越世俗人生的倾向.庄学素养、淡泊的襟怀、蜀地的文化品格、当时的政治环境等都影响着文同骚体的风格.     

论北宋中期辞赋的特征

北宋中期的辞赋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新旧丕变之迹,呈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晏殊、夏竦以及二宋的辞赋表现了太平气象的流风余韵,继承了真宗以来的辞赋传统。二、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辞赋参与政治的功能受到重视。三、辞赋抒情功能得到加强。擅长抒情的骚体兴起,文人的淑世情怀得到充分的表现。四、学术思想与辞赋创作紧密结合。五、辞赋创作表现出集大成意识。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论黄庭坚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赋坛,黄庭坚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位重要作家。黄庭坚充分认识到个人修养与辞赋创作的关系,也认识到超越辞赋的创作传统必须建立在继承、融会传统的基础上。他的散体赋或表现道德情怀,或探索艺术人生,见解深刻,情韵悠远,语言精警。他的骚体赋继承并发展了骚体传统,充分展示了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艺术上,他的赋重在传神写意,使辞赋中的铺张描写赋予诗意般的韵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辞赋描写心灵感受的功能。他的赋重兴寄、重含蓄,融会传统,自由挥洒而又不逾规矩。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不遇·玄思·宫怨·述行——简论屈骚影响下的汉代独创骚体赋

屈骚影响下的除悼骚体外的汉代骚体赋,具有很强的独创性质.在屈骚基础上,汉人拓展出多方面题材,建立起多种抒情模式,拥有各类经典,充分展示了汉人多彩多姿的人格风貌和杰出的创作才华,对后世同类文学有巨大影响.失志不遇类源于政治的不遇,寄托汉人愤世之情,揭示人生安顿策略;自广玄思类从批判社会的愤激进到"玄静"的人生至境;"宫怨"类写男女思恋,贴近人间性格;述行类拓展方域,弥补文学的北方缺憾.     

论汉代的骚体赋

一骚赋的特征及其在汉代的延续秦汉以后的骚赋是楚辞的余绪,是仿屈的作品。其特征,从语言形式方面看,是用带“兮”字的骚句加强咏叹色彩,增强抒情效果;句子长短错落,比较自由。从风格情调方面看,则无例外地流注着悲与怨的感情。这种骚体牵系着悲情、怨思宣泄于骚句的创作传统,是屈原《离骚》、《九章》等“凄欷紧絭,使人情事欲绝,涕泣横集”的     

不遇·玄思·宫怨·述行——简论屈骚影响下的汉代独创骚体赋

屈骚影响下的除悼骚体外的汉代骚体赋,具有很强的独创性质.在屈骚基础上,汉人拓展出多方面题材,建立起多种抒情模式,拥有各类经典,充分展示了汉人多彩多姿的人格风貌和杰出的创作才华,对后世同类文学有巨大影响.失志不遇类源于政治的不遇,寄托汉人愤世之情,揭示人生安顿策略;自广玄思类从批判社会的愤激进到"玄静"的人生至境;"宫怨"类写男女思恋,贴近人间性格;述行类拓展方域,弥补文学的北方缺憾.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论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辞赋作品体现了理学家在"得君行道"之外的泽民之举和忠君爱国之情,在理学家的辞赋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形式上,朱熹的辞赋多选择骚体,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具有浓厚的时代因素。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