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老子指略》与王弼的儒道融通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真正开创者,援儒入老、融通儒道是其思想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老子指略》的解读分析,从一个视角探究王弼的儒道融通问题。由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对老子关于圣、仁、义等儒家核心理念的新表述,因此,与其说王弼援儒入老、融通道儒,不如说他对道的诠释更忠实于老子,是在忠实于老子的基础上发展了道家,而汤用彤、冯契、冯达文三位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看似相左的精辟见解,恰好全面地诠释了王弼及其本体论哲学。     

王弼诠释老子哲学思想的进路——从王弼对老子宇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看

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是通过注《老子》来完成的。王弼注《老子》 ,是历史上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典范之一。他在继承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的需要 ,对《老子》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本文以王弼对老子宇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为例 ,凸显其诠释老子哲学思想的进路 ,即在阐释原典的同时 ,根据时代的需要 ,对其原有意蕴作进一步的引申 ,以此来构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道家哲学的把握方式

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重分析的认知方式比较,更偏重于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中国哲学的这种特质,在道家与道家系统(本文把《老子》、《庄子》、《淮南子》和何晏、王弼等著作和人物,均认作道家系统)的著作中即有明显的表现。(一)道家与道家系统的哲学几乎都是从万物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性提出问题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在道家思想家看来,任何事物     

王弼老子注的“崇本息末”思想

文章从形而上学、方法论和注经方法三个角度来梳理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的思想。相较于王弼以前本末思想的基本观念,王弼不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本末概念进行扩充,而且结合自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对老子思想的“守本”、“不偏”、“不尚”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崇本息末”。在方法论意义上,圣人的“无”与“自”的特性让“崇本息末”作为一种治国方法成为可能,与“崇本举末”形成一个“守母”与“存子”的辨证关系。此外,王弼还将“崇本息末”贯彻到注解的方法之中,使得老子思想“致有理统”。     

王弼对老子以"自然"为核心的道德观的阐释

传统思想认为,儒道两家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其主要表现是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具有明显的反仁义道德的思想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人们对《老子》文本的一种误读。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弼是第一个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儒道相通的思想家。王弼通过注解《老子》,对老子的道德观进行了阐释,从而使老子以“自然”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得以凸显。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任继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和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之中。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1983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他全面地审视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它们都"犯了把古人现代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老子哲学研究中在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以及他勇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激励。     

私法自治、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趋势与中国启示

从“发疯人”到“精神不健全”概念的详细界定,从年龄歧视主义到年龄中立主义的立法回归,从大包大揽到正当程序的合理利用,从禁治产制度到注重意思自由的个案审查机制,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私法自治理念的逐步强调.私法自治理念不仅要求成年监护立法区分当事人需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还强调成年监护领域适度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我国成年监护立法的重构需要以立法趋势为背景,贯彻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增设意定监护制度,加强国家与社会的监护监督义务,注重私立监护、公共监护、社会监护合力的构建.     

戴震诗说研究

戴震诗说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宗旨为孔子的“思无邪”说,此宗旨源于戴震根深蒂固的尊经意识。二、方法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而知人论世为戴震说诗的主要方法。三、从与《孔子诗论》相较中可窥,戴震诗说与《孔子诗论》同异互见。四、评价戴震诗说之得失,并对其失作深层意义上的挖掘。     

缔约过失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缔约上过失责任是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一种特殊责任制度,被誉为“法学上的伟大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缔约过失责任的地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已得到确立。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创立入手,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基础、构成、适用范围以及赔偿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了评价。     

浅论电视艺术学的学科定位

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电视艺术活动,由此决定基本研究课题是电视艺术创作论、电视艺术接受论、电视艺术文本研究、电视艺术的源泉与影响问题。电视艺术学是电视研究与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又包括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艺术批评、电视艺术史、电视艺术理论史和电视艺术批评史等五个更小的下位学科。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与优化路径

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发展变化的今天,面对风险和挑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应对法宝;要从信仰、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问题研究

对于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学界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对于怎样合作，如何建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文分析了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异化、农民公共服务合作“难产”的原因，通过两个案例评述，认为外部力量介入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部力量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缺失；在当前反哺农业的财政政策条件下，应把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合作文化建设整合为一；但不同地区外部力量介入的方式和目标是不同的，不可“一刀切”，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实现，需在操作层面予以重视。     

论《红楼梦》中体态语的运用

鸿篇巨著<红楼梦>中大量体态语的妙用是曾雪芹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根据体态语的形式,<虹楼梦>中个性迥异的人物所表现出的体态语可分为三大类:表情语、手势语、体姿语.体态语独特的功能、特征使其在塑造人物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及编辑意识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期刊数字化出版已成为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期刊数字化出版改变了学术期刊出版的形式、内容以及服务机制。从高校学报编辑过程的数字化变化、印刷出版过程的数字化变化和产品形态的数字化变化三个方面阐述了数字化出版对高校学报带来的影响。高校学报要适应数字化出版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学报编辑应增强学习意识、网络意识、策划意识与法律意识,才能成为数字化出版时代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