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劣质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之后，台湾政治朝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但是，在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主导下，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内涵被严重扭曲，统独争议、民粹主义、黑金政治和依附西方等因素交互作用，将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引上了一条危险的发展道路。“台独”分裂势力“假民主、真台独”的实质值得高度警惕。     

五四启蒙嬗变原因探析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新文化同仁所倡导的“启蒙”，完全取诸于西方的“近世文明”，他们高举西方“近世文明”之精髓———“科学”和“民主”这两大旗帜，激烈地否定传统，倡导西化主义，翼图通过启蒙，去除中西文明间的巨大落差。这种启蒙，充满着对英、法、美的幻想，寄托了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价值理想。一战结束，协约国获得胜利。这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以英、法、美所代表的“民主”，战胜了以德、奥所代表的“专制和军国主义”，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更是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陶醉和幻想。中国人都把山东…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转换──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重建

五四运动所确立的文化本作精神是什么？或者说五四精神是什么？人们肯定会回答是“科学”与“民主”。把五四文化精神归纳为“科学”与“民主”，固然是极有道理，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决非五四文化精神的全部。“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的旗帜，但同时也是此前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旗帜。早在戊戌变法前夕，严复就曾揭橥出“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是西方文化的命脉，并进而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要用”的新文化体用现①。因此，“科学”与“民主”尚不足以概括五四文化革新的底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的本质内容是对…     

西方民主制结构性缺陷的形而上学根源：阿甘本论治理的僭政

政府治理压倒人民主权、“人民的代表”压倒人民是西方现代民主制的结构性缺陷,阿甘本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深入探析了这一缺陷的根源。首先,阿甘本指出西方民主制对“人民”概念的虚构以对少数个体的排斥作为前提条件;其次,阿甘本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复刻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神圣经世”结构,这导致符号性的“人民主权”被资产阶级政府的治理实践所代表和僭越;最后,阿甘本指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被自由市场秩序所塑造并服务于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事实。阿甘本的批判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阶级性的论题,凸显了治理与民主的张力,其问题在于将西方民主制的缺陷完全归咎于形而上学的谱系与结构,泛化了治理的概念,缺乏资本批判视角,这导致其理论难以有效介入民主与治理实践,而中国共产党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探析高秀昌“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叫“寅先生”（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人主义”）的。自“五四”以来，我们高扬“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这不仅是正...     

公民参与和民主理论——自由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比较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占主导的自由民主理论中公民参与的地位异常低微,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被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反复强调。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我们认为,相对于自由民主政治哲学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有着更强的契合性和说服力,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民主专政自由

“民主”、“专政”、“自由”是西方反动势力向我们进攻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斗士”借以蛊惑人心兴风作浪的工具。苏联和东欧剧变后,西方反动势力更是加紧了对我国这方面的宣传攻势。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没有“民主、自由”的“专制国家”,而西方是没有“专政”的“民主、自由世界”,因此只有废除“专政”,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引进来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令人忧虑的是,我们部分青年人对此缺乏清醒的头脑,有的甚至成了这种观点的俘虏。显然,科学地阐明这些问题,以回击西方反动势力这种意识形态的进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施韦卡特市场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经济民主”模式

在当代西方各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再度兴起中，施韦卡特阐释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所坚肯的“别无选择”的信条的回答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替代方案”的理论探索与执着，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文章判析施韦卡特市场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经济民主”模式的背景和基础，内涵和要素，局限和启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台湾“务实外交”中的“民主牌”

近年来，台湾当局不断加强利用“民主牌”来推动“务实外交”的力度，手法也更加复杂多样。台湾打“民主牌”有看多重考虑，一是取悦美国，二是要稳住执政阵脚，三是要在国际及岛内贬损大陆的形象。西方民主的弊端加上台湾“民主”的劣根性，使得台当局的“民主牌”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大陆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也沉重打击了“民主牌”的气馅。     

近代中国的民主建设范式

近代中国的民主建设范式李春成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其原型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所内生的，是西方社会人文精神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并逐渐制度化的产物。其理念如同中国文化中的“道”，主要不是预期所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     

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其国会选举始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战前官僚权威体制下的“规制民主”、战后初期占领体制下的“强制民主”到逐步走向“法制民主”，并被当今各国政治学者公认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对日本由“移植民主”向“本土民主”转化过程中，国会选举对其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性的分析评价，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提供有益线索。今后，“加强公民教育”、“合理管理选举”、“清除选举腐败”是日本选举政治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批判性超越——以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为视角

意识形态功能是民主的基本功能之一,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具有“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的基本结构。以资本为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重释、重塑、夸大等方式对民主进行概念改造和价值歪曲,试图将西方自由民主打造成为民主的唯一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念凝练、制度建设和治理优化的基础上重构了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系统批判西方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在“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等五个基本维度上实现了整体性变革。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具体功能的实现上凸显了“人民需要—人民参与—人民满意”的呈现逻辑,实现了民主话语逻辑的批判性超越,真正展示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确定性思维视域下的西方民主话语：表象、本质及其批判

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既要从话语结构层面揭示它的虚幻性，又要从话语本质层面揭示它的内在逻辑。近代以降，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民主话语被赋予以资产阶级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正确性与真理性。现时代，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的笃定并非仅是意识形态的现实选择，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确定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民主的本质与历史揭示西方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并不能彻底批判它的虚伪性。只有在审省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其模糊性本质及其广泛传播的现实路径，进而阐明模糊性在民主话语的体系构建与话语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是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和破解西方民主转型思维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民主话语自信。     

激进民主:马克思政治理论域中的民主问题

民主是当代普遍认同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政治价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民主由“人民主权”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激进民主思潮,为关于民主的讨论重新注入活力。其中,以拉米斯为代表的激进观点,主张拒绝一切对民主的修改和限定,重新回归民主的“人民主权”本意。这一主张接近青年马克思对民主的激进理解,显示出激进民主思潮与马克思政治思想之间深刻而复杂的传承关系。     

科学主义与“五四”知识分子的人文宗教

一、现代性的意义困境甲午以降，儒教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侵蚀下，渐次陷入了价值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诸层面深刻的意义危机。①中国文化的意义危机，在“五四”启蒙运动中达到极至。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方案，是废弃儒教及道、佛等宗教，代之以西方现代的“民主”和“科学”。启蒙者对基督教测采取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实证主义反宗教态度。因而，“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激荡，空缺了儒学和基督教在终极关怀层面的对话。这样，启蒙运动全盘反传统和世俗维度的半盘西化，由于工具理性的民主和科学无以提供生命的终极意义，废儒拒耶不…     

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国的“民主援助”：战略动因与实施路径

冷战刚结束,美国抓住蒙古国社会转型的时机,运用政策工具试图加强与蒙古国的双边关系、有效介入蒙古国意识形态的重塑、拓展本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民主援助”便是其中的重要工具,美国以选举援助、政党援助、国家机构建设援助、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为主要实施路径,以项目支持、人员和技术培训、公民教育等形式提供西方民主经验和模式。“民主援助”加快了蒙古国转向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步伐,支持其在大国间实施“软平衡战略”,为美蒙“第三邻国”关系的确立构筑了“价值基础”,拓展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价值观联盟”,但同时对该区域内安全和合作增添了复杂性和风险点。     

协商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救治

正如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占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现在仍然是“正统”的民主模式。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下的政治是“为了私人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的行为”。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反思，以讨论作为主要手段．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补充和修正。将公民社会和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协商政治以推动民主价值的实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