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韧性乡村规划中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指标构建研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引发了学者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与思考。乡村的应对体系相较于城市而言更为脆弱且不够完善,致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乡村人民的生活、健康等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对乡村进行韧性规划,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指标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提升乡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相对于物资、救治以及社会管理,疫情期间高效的防控管理能够有效提升乡村韧性并减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乡村带来的冲击。在防控管理的基础上,有序协调后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乡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乡村旅游产业增长动力研究

伴随社会进步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闲暇时光增多,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压力排解、休闲养生、观光游玩、身心调理等精神维度的追求越来越为都市人所推崇。鉴于休闲时间、假期长短和新冠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限制,满足人们回归自然本性的乡村旅游逐渐盛行,其返璞归真的乡村属性和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吸引着旅游消费者的热情。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新兴元素,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产业持续增长的动力,成为业界分析及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与抗战时期四川民众动员

抗战中期,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成立,成为大后方发动民众广泛参与抗战工作的民众动员组织,在其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军事、经济和文化动员以及生活服务等,成为稳定后方、整合力量的重要团体。不过,由于人力财力限制、组织混乱、成立时间过短等因素,战时乡村服务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失。     

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在目前国民经济的结构组成中,乡村经济有着较高的比重,不过尽管如此,其发展速度跟不上、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故而,乡村振兴战略便在此背景之下被推出,其以乡村振兴主要目标,将乡村经济推向正确的发展道路,结合合理的措施,做好发展乡村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乡村生活质量的提升创造可能.乡村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过程中起...     

乡村社会中的帝国:明清乡厉坛的组织与管理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建立厉坛制度,随之向全国推广,后被清王朝所继承,而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的则是乡厉坛。作为帝国的符号,厉坛制度的建立成为国家控制地方乡村的重要途径,经过明清两代政府及地方官员的推广,虽然其间屡有荒废,但成功地融入于乡村民众生活之中。在政府主导下的乡厉坛逐渐荒废之后,地方民众结合自身社会组织及历史传统的乡厉坛却不绝于缕,成为明清乡村社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乡村墓地建设景观生态林的思考

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三大问题:有些乡村墓地被迫一再搬迁甚至被取消,给乡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冲击;乡土生物在乡村找不到合适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城镇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需要在乡村建一些森林斑块、绿色廊道,却不知这些生态斑块建在哪里合适。受孔林的启发,作者认为在乡村建设墓地景观生态林,可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     

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应用

网络信息共享平台运用于新农合工作开展，既有利于解决新农合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又有利于医疗管理机构和服务机构各方建立和完善资料并增强其管理功能。其对提高农民参合人健康水平，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实现和谐新农村均具有重要意义。     

以“城镇化发展”为旨归的“新村庄建设”探析——以我国东部沿海农村“新村庄建设”为例

发展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目前一个重大的发展决策,而"新村庄"建设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首要路径,因此已经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新村庄建设"不等同于"新农村建设",更不能仅仅看作是"村容村貌"的改造,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适合人居为宗旨,并要在"村庄"自有特色的基础上,以城镇的生产生活水平为指向,走一条"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也即"新村庄的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隔代养育的承担者及发展趋势研究

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探究我国农村地区隔代养育承担者的群体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的新趋势。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农村隔代养育情况呈上升的发展趋势：农村隔代养育的承担者以60～70岁老年人为主要群体,老年人深度参与孙辈抚养,且呈现性别差异逐步缩小、性别结构趋向均衡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农村隔代养育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这些新现象与农村出现的新的育儿观念、家庭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儿童养育模式将从完全由祖辈养育演变为祖辈只承担一部分养育职责甚至退出养育任务的新模式。据此,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拆分式家庭结构带来了代际反哺的变化。与此同时,国家为现代家庭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成为改善隔代养育、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变迁与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创新是深化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机制严重错位,已经成为困扰和阻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考察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制度的变迁轨迹.在分析强制性变迁困境和诱致性变迁需求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新时期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调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肃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状分析与对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惠民工程,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广大农民身体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甘肃省的新农合在各级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充分发挥了作用,但其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农民人均收入与医疗费用上涨比例失调、地方政府筹资困难、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等。提出如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建立科学筹资机制,加强农村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提高卫生技术人员素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参合积极性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相关建议。为完善甘肃省新农合制度的持续有效运行提供借鉴。     

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探讨——以山东省诸城市为例

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诸城市把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为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用先进文化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制度保证、科学管理;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我国农村反贫困机制的构建——基于"政府-市场"双导向视角的研究

工业优先和城市偏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农村贫困的一个制度性原因。政府应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城乡统筹,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逐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同时,重构我国农村反贫困制度,依靠市场经济手段,尊重经济规律,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强化贫困人口市场化的参与程度,最终形成以政府和市场共同为主导的双导向反贫困机制。     

农业院校办公室工作的创新意识与方法

农业院校办公室肩负着协助学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但传统的工作模式已与高等农业教育和办公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作者提出了高等农业院校办公室工作应该在意识上进行创新，树立服务“三农”意识、超前意识、公关意识和绿色办公意识；在服务职能方法、工作方法和组织、协调方法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