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唐春生梅尧臣师法韩愈，前人、今人早有评说。清田山《古欢堂杂著》云：“梅、欧、王、苏、黄、陆，皆……入昌黎之室。”叶燮《原诗》云：“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韩愈）为之发其端。”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梅圣俞亦颇效...     

全唐诗拾遗(续)

说明《全唐诗凡例》有言:“《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自此,凡录唐诗者,即不收释氏之偈颂。《凡例》此言,当可商榷。确切地说,偈颂有非歌诗之流者,亦有即歌诗之流者之不同。只要我们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即可选取。所谓“偈”,乃是梵文Gatha(偈陀或伽陀)的简称,义释为“颂”。梵汉双举,即云偈颂。一为佛经中的唱词,颂扬佛德;一即中国之诗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中说:“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除佛经中的唱词以三十二句为一偈外,一般多以三字乃至八     

关于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的系年

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之“钱七兄曹长”指钱徽。钱仲联先生将韩愈此诗系在元和十一年,说:“时公与钱(徽)俱自中书舍人降官右庶子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实则,此诗应作于元和八年三月至元和九年七月期间。按韩愈诗称钱徽为“曹长”,不应指右庶子或中书舍人,而应指尚书省之郎中官。唐时只有尚书省丞郎郎中才能被称为曹长。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     

文从字顺 章妥句适——学习古今文人推敲词语之妙

“推敲”一词的来历很有趣:传说以苦吟著称的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做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几引《刘公嘉话》)。因为     

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论敦煌本《涉道诗》的作者问题

敦煌写本p386 6所记李翔《涉道诗》二十八首 ,曾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热情注意 ,但对其作者之推论迄今未有明确说法。本文在弄清唐代佛道思想传播趣向的基础上 ,依据作品描述的具体地理环境 ,考以《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及《佛祖统记》等史料 ,认为所谓“李翔”者当属“李翱”之讹写 ,这些诗歌的作者最有可能即是韩愈的门人李翱。     

论韩愈的联句诗

联句诗之肇起,其源远矣。虞廷《赓歌》,汉武《柏梁》,实为唱和联句之滥觞。至南朝齐梁时,沈约、周颐首倡四声八病之说,联句诗之声律体式始臻完善。但在中唐韩愈之前,联句之作虽多,然文义断续,笔力悬殊,名为联句,实仍各人之制,且又皆寥寥短篇,不及数韵,故影响甚微。至韩愈、孟郊,天才杰出,联句诗始大盛,蔚然成一代之大观。本文即拟对韩愈联句诗作一粗浅之探索。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韩愈排佛,哲学史上评价不一,但对以下却无异议,那就是:一、反佛态度最为激烈;二、反佛志向终身不渝。然而,结合韩愈的生平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宪宗元和末年、具体说就是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的两年之间,韩愈的反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两次高潮,分别以元和十四年正月的《论佛骨表》和元和十五年七月间的《与孟尚书书》为标志。当低潮之际,韩愈不但出现了对自己谏迎佛骨的尤悔心情,而且试图对佛理有所认知、有所体验。由于时局的变化(宪宗崩,穆宗立)、个人处境的变化以及始料不到的舆论蜂起,韩愈终于与佛教擦肩而过,其欲认知佛理并予以体验的企图也终于浅尝辄止。本文试图结合韩愈生平遭际,对其与佛教的这一段特异关系加以探讨。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

白居易《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退之是谁,有韩愈、卫中立、李建、郑居中、自行简五说。本文从白、韩交游,韩愈卒年,唐代士大夫生活情况,韩愈晚年好声色,以及韩愈曾向友人乞取丹药等方面,考察认为“退之”实指“韩愈”。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发覆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金、元之际的重要文艺理论,很有研究价值。但元好问的文艺思想,并非全是个人独创,而是和师友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例如下面这一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诗中前二句,是秦观(少游)作的,《山石》是韩愈写的一首七言古诗。元好问称赞韩愈的《山石》而对秦观不满。这一观点,出于元好问的老师王中立。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九的《王中立传》裡,说过下面一段话: 余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 蔷薇卧晓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 工夫,何至学妇人。”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

此题涉及面广,思想跨度较大,这里只能略述其梗概,提供一些研究此课题的新的视角。一首先,需要辨析的是道教与道家的关系。自韩愈《原道》并斥老、佛,宋明儒亦多言辟释、老,把道教与老庄道家混为一谈。考之史实,就道教的起源说,与先秦老庄道家乃至秦汉之际的新道家并无多大关系。关于道教起源的问题,众说纷纭。或认为源于原始巫术(如许地山谓易、史、巫三系神秘传说长期形成),或以为源于燕齐海上方士(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所论),或以为源于墨家(如章太炎《检论·学变》附《黄巾道士缘起说》所论),或以为源于汉代儒家,特指今文经师甘忠可,夏贺良之流所造《包元太平经》,即道教早期经典《太     

韩柳与佛老

王应麟说,“韩柳并称而道不同。”(《困学纪闻》卷十七)这里所谓道不同,主要是指韩辟佛而柳佞佛。终韩愈一生,反佛立场可以说是坚定不渝,用“嫉佛如仇”一词加以形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为了辟佛,他写了大量诗文;为了辟佛,他几乎丧失生命。至于柳宗元,一生想调和儒佛二家,佞佛一词,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如其分。下面试分别论之,并略作比较。     

董小宛入宫说始于何时——兼略探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的创作意图

董小宛入宫说始于清末之见不确,仅仅一部《红楼梦》就能证明早在乾隆年间即存在董小宛入宫说,而导致此说产生、传播的,则当是对顺治末年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的误解。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