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试析《终南丛志》的诗论

《终南丛志》的诗论包括"凡诗得于天机,自运造化"的诗歌本质论,"辞理俱到"、"用破一生心"的诗歌创作论,"知诗者,以诗取人"的诗歌批评论等经验性的诗歌理论,这对当时与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乐府广序》的评点特色

清代朱嘉徵《乐府广序》在乐府诗评论方面革新了前人注重追溯本意的评点方式,具体以《诗序》为结构原型,在评点内容上传承《诗经》精神,追求诗歌寓意,讲求诗歌的"美刺"功能,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乐府广序》在评点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且又在评点中大量运用了以诗论诗的批评方式。作为续经之作,《乐府广序》是乐府诗地位提升的典型个案。     

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

姚鼐诗学于乾嘉时期自成一家,其《今体诗钞》后世流传较广,明显体现出作者的诗歌批评特点。姚鼐评选诗歌重才力、尚奇警,以文法解诗、注重考据,并采用了圈点的批评形式。     

诗歌含义纬度翻译探讨——以《红楼梦》卷头诗英译为例

文章以格特的关联翻译理论和辜正坤的诗歌鉴赏五标准为理据,对《红楼梦》卷头诗的荚译从含义纬度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这种分析为诗歌翻译批评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读《郑樵诗辨妄辑本》

郑樵《诗辨妄》的主要成就是否定《诗序》为子夏作 ,对《诗序》作伪的方法进行了总结 ,指出 :“作《序》者有可经据 ,则指言其人 ;无可经据 ,则言其意。”及依据谥号来确定美刺。他还从来源、史实、语言、《诗》的命题方法等角度作了辨伪工作。此外 ,郑樵反对以美刺说《诗》 ,从音乐的角度解释风、雅、颂 ,并注意结合诗歌的特点来分析批评《诗序》的美刺说。郑樵的观点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 ,故《诗集传》不录《诗序》。《诗辨妄》动摇了《诗序》的权威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诗序》强加于《诗》的封建说教 ,为正确地理解和研究《诗》作出了突出贡献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黄庭坚诗述略

《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为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桐城派诗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品评是全书较为典型、精彩的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方东树多将黄庭坚与他所推崇的杜甫、韩愈及苏轼等人进行比较分析,并且以杜甫、韩愈为黄庭坚诗学之源。该书于黄庭坚诗的思想内涵缺乏必要的挖掘,但却长于分析其诗章法与句法,于诗的起承转合与格局布置的探研尤为精妙。另外,方东树还对黄庭坚诗的用典、用意及个别句法提出了异议与批评。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诗经》的比、兴与《焦氏易林》的象征

《焦氏易林》象征和《诗经》比、兴运用的物象,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象征与比、兴借助于物象而相通。林辞引《诗》是诗歌的爻辞化,林辞以诗的形式为载体,则是爻辞的诗歌化,二者的情感指向双向贯通,具有一致性。《焦氏易林》衍《易》而成,象征手法贯穿整个爻辞的编撰,爻辞趋向于诗化,却也有别于纯粹的诗。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关联理论视角下李白《送友人》的英译

本文从关联理论角度出发,对李白《送友人》一诗及其三种译文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证了关联翻译理论中的交际意图、认知语境、最佳关联等概念在诗歌翻译中的可行性,从认知语用角度为中国古诗英译和诗歌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桂中行与《徐州诗徵》考论

徐州知府桂中行治徐12年,于清光绪十三年主持编纂了徐州第一部诗歌总集《徐州诗徵》,凡收录明代隆庆至清光绪300余年间徐州8邑255位诗人的1723首诗作。《徐州诗徵》将“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相结合,不拘身份广收徐州诗人诗作,按诗人所属邑县和生活年代编排,并专门为所收录诗人撰写“小传”。《徐州诗徵》不仅收录了许多自然灾害、战争祸乱、山水田园、羁旅宦游、交游酬唱、咏史怀古等题材内容的诗歌,而且保存了大量徐州地方历史文献和徐州地方书目文献,对研究徐州古代诗歌乃至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柳梦寅的诗歌理论

柳梦寅是朝鲜李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其代表作《於于野谈》是研究李朝中期文化思想和文学、美学观点的可贵资料。《於于野谈》卷三《学艺篇》中论诗的内容有很多，这些内容较集中地阐明了柳梦寅的诗歌理论，即在诗歌本质上强调“诗者言志”，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博学而后才可以作诗，在诗歌的功用方面认为诗关讽教、不平则鸣，而在诗歌的批评方面则以唐诗为批评标准。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于注文中多有表露,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李壁注诗,意、艺并重,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