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论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作为一部使“经学之又一变”的里程碑式经学著作,在疏解经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主要有四方面内容：第一,诗歌本体论,强调情志为本的诗歌本体观,并提出“情志一也”的观点;第二,诗歌创作论,提出“外物→心志→诗歌”的创作观;第三,诗歌功能论,要求诗歌应具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畅怀舒愤”等功能;第四,诗歌审美特征论,提出“直言非诗”“故重其文”“声韵谐和”等观点．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从《白石道人诗说》探究姜夔诗学理论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是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在文学批评史和诗论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梳理其诗学理论体系,将零散的诗论分类,从创作论、作者论和接受论三个方面阐述,使之成体系。创作论中按照诗歌创作的步骤,从积累到谋篇布局到语言运用,分别归纳;作者论通过杜甫和陶渊明这两位姜夔推崇的诗人看姜夔评价好的诗歌作者;接受论从审美和批评两个角度看诗法和诗病。     

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青海湖》1985年第8期《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一文,将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家生平通常都分做两个部分(即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法与衰退的时期)的观点,以“无疑是正确的”而奉为万能模式加以应用。不幸的是,如同传闻中张献忠以横拉绳子之法“杀尽”蜀中秀士一样,《生涯》的作者用以区分“任何艺术家,即便     

“诗无达诂”的产生原因及其接受意蕴

“诗无达诂”是诗歌鉴赏中的重要命题 ,是诗歌鉴赏论中的普遍原则 ,与西方接受理论的某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其成因关涉作品的文本潜能与读者的审美接受 ,也关涉作者的主体创作。根据这一鉴赏原则 ,读者在对诗歌作品进行审美读解时 ,更重要的是去发现、理解作品的潜在性与可能性 ,有自己独到的体验 ,既能“入”也能“出” ,“入”见作者之用心 ,“出”有自己之心得     

王之涣作《登鹳雀楼》诗辨正

本文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诗的风格、出处和作者为王之涣—说的来源出发,对此诗是王之涣所作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根据《国秀集》、《吴郡志》和《大明一统志·平阳府》的有关记载,得出此诗的作者是朱斌即朱佐日的结论。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试论慧远的形神观及其与政教观的关系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慧远形神观的主要观点：形有尽而神不灭,神可传异形,修习佛典可以摆脱形累达到无患。同时论述了慧远政教观的特色：在家尽“形敬”,出家尽“神敬”,两种敬统一于“神”。并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其形神观是其政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出慧远政教观的实质在于调和政教矛盾,归结点是“敬”,其形神观和政教观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努力     

王船山关于“兴、观、群、怨”的阐释

船山在《诗绎》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文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这段话说明,他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十分推崇,认为它不仅是评价诗歌雅俗、得失的标准,而且读诗也必须以它为指归。清代的诗论家,论诗各有自己的癖好,如王士禛喜言“神韵”,沈德潜喜言“格调”,翁方纲喜言“肌理”,船山则喜言“兴、观、群、怨”。船山诗论中论及“兴、观、群、怨”之处,比比皆是,无论是评诗、论诗,他都喜把“兴、观、群、怨”作为标准、纲领拈出,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深入探讨船山对“兴、观、群、怨”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他的文艺思想。     

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

《乐府指迷》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方面,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它标志着南宋后期词话的较高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     

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叶匡政的城市诗写作

诗歌中的“城市”,不仅是典型的都市表象,而是一种心灵状态。诗人是将个体生命置身其中的现场,以魔它时心灵的撞击,作为诗歌的表现时象。在时城市生活的呈现里,诗人的重心依然是心灵吟速、感觉吟速和智性探询的扭结。因此。这类诗歌的恰当称谓应是“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心灵的敏感、柔韧、潜隐,与诗同格。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灵,才使得都市诗歌避免了“城市社会学的形象演绎”。而获得了生命的元气。心灵和鲜润美质。都市的人与事物,同样可以是诗人想象力和经验敏识的新的培养基。诗人完全可以将自然语象和都市语象、心灵幽居和介入生存综合处理,在更有意味和现代趣味的奇诡糅舍中,表现现代人心灵的鲜润感与混成力。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图像·规训·诗学——《诗经》鸟兽草木图像发微

《诗经》是文化板块的复合体,而人们往往采用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方式,缺乏一种整体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而造成与原典诗缘话语构建的缺失。从《诗经》的鸟兽草木图像解读中我们发现“龙凤”是中国人的“生”,而“草木”则是中国人的“存”,二而为一才是中国人的完整生存。而这种生态宇宙观又在“规训”的机制运作下将其传承,从而形成了中国独具魅力的诗学“这一个”。     

“反者道之动”——从道家颠覆性的语言策略看锡德尼的《为诗一辩》

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诠释被誉为英国人文主义的美学宣言的锡德尼(Philip Sidney)的<为诗一辩>.文章评析了锡德尼用以驳斥清教徒对诗的谴责的艺术及其著作的意义,并由此证明,道家的"反者道之动"不仅仅是道家颠覆性的语言策略,是道家超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哲学写照,亦是道家对大千世界运动规律的经典性总结.因此,它也适用于对西方文论的阐释.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俗化”视野中的宋代文人及其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