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论西方法治理论之基础

西方的法治产生于近现代,但是法治思想和观念发端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长期的酝酿之后逐渐形成和完善。本文对西方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即基础进行分析和探索,探讨西方的法治理论合理性结构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西方法治理论建构的基础,即人性的预设,保证了法治理论本身的合理化,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为二元:即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     

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缺失与拯救--试析毛姆对人性的探索

西方文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人性成为作家极力探索的领域。他们从文明缺撼的角度 ,在不同层次上揭示和批判了西方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人性的邪恶在毛姆的作品中描写的最多 ,因此而遭到了冷遇。同时 ,毛姆在其作品中为西方人提供了拯救自我 ,拯救人性的处方。本文通过分析毛姆的三部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中主人公的人生历程 ,寻找毛姆的人生态度以及其独特的人性探索领域     

中西人性预设差异比较及其对宪政制度安排的影响和启示

人性预设问题始终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从法治、宪政的生成看,对人性的预设分析也是其产生的基础。分析比较中西“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人性预设的差异及其对各自制度安排的影响,并在比较中寻找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思想的有益结合,将有助于我国的完政制度安排和宪政建设。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 ;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 ,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中外传统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文章从中西方传统社会对人性问题认识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制度(文明)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进而揭示制度文明主体的人性化、社会化基础以及法治取代人治均须关注人性的历史必然性。     

论西方管理人性观研究及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启示

本文在对西方不同学者的管理人性观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管理人性观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我国企业管理在引入西方管理人性观时应注意的三个主要问题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中西政治旨趣迥异的人性论基础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任何政治都隐含着关于人性的假定,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政治旨趣.西方国家崇尚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政治追求基于它对人的局限性和恶性的体认,中国历史上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基于它对人性的完满和本善的预设,而理想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应以对人性善恶的全面把握为基础.     

中西法治传统的比较研究——以伦理学为视角

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作为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对于东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大文明的法治传统基本上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伦理学角度来探寻中西法治传统时我们必然回溯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家国同构”的亲属社会和“家国分离”的市民社会、“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哲学基础以及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东西方文明在国家治理方式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型构了两种不同的法治传统。     

人性一元论刍议

人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对人性本源的探究自古至今从未间断.文章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家关于人性的经典论述,分析了它们存在的缺陷.在吸收和借鉴先哲们对人性本源看法的基础之上,并借用传统的易经符号,跳出传统人性善恶二元架构的圈子,从人性的"体"、"相"、"用"的角度构建崭新的人性理论--人性一元论,以期弥补中西方人性哲学体系中的不足.     

法治文明与民族传统——从人性认知角度对权力制约正当性的阐释

现代法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承继与发展,无不受到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西方基督教传统与中国儒家思想对人性认知的截然不同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权力规制的不同路径,也形成了中西文化传统中对法治的不同态度。西方人从基督教的原罪论出发,推导出人性本恶,继而谋求政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与防范。中国的儒家思想则从人性本善出发,通过人的自身修炼来消解权力行使中的恶,达到对权力的制约。     

中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的人性预设之比较与启示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其实质就是人性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人性潜能不断实现的过程。对人性的不断追问是人类认识并改善自身的永恒命题。人性预设是型构道德教育理论的逻辑前提,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道德教育理论所主张的目标、功能、内容、言说话语和方式方法。中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不同的人性预设导致各自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和价值取向的迥异。西方"人性论"取向于"人""神"之殊,其道德教育强调通过"自愿""自然"的方式追求"超凡入神"的"理想人格"。中国"人性论"取向于"人""禽"之别,其道德教育强调通过"自觉""自律"的方式追求"超凡入圣"的"理想境界"。     

一种西方的经验--权力制约与法治关系的历史透视

20世纪末的中国接受和选择了法治,如何走向法治?其间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有效控制国家权力,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关键和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因此,本文拟从西方的视角,对权力制约与法治的关系作一历史性的考察,并作为一种经验以希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论西方法治的观念基础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直倍受关注,然而,究其原因却意见纷呈。西方法治的深层根源虽然在于西欧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架构——“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又是个文化范畴,它必然要受到一些“历史观念”的影响,如法律至上、自然法、人性恶、所有权等,而这些恰恰又是西方法治产生的观念基础。     

法治秩序的伦理支撑及其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法治秩序型构过程中伦理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长期以来未能生成法的原因探讨指出,法治思想之建构必以特定的伦理支撑为前提,伦理建设在逻辑顺序上应先于法治建设,不把正义作为伦理目标就只能产生“伪法治”,因此,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做到对传统道德和国家主义道德的合理扬弃,促进以自由个体伦理和市场伦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伦理秩序的生成,将是整个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解读威廉·戈尔丁小说的人性观

戈尔丁小说以关注人性和对非人性的独特视角,并通过对象征体系的外化,使之在西方现代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其作品以犀利之笔,在善恶格局中聚焦于非人性;叙述世态人情中人性的缺失;对生死存亡之际的人性恶进行曝光,从而传达其独特的人性观——“人性本恶”。     

人性视野下的腐败成因及其治理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西方管理学中提出的"人性假设"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人性本质及行为的假定,分析因不同的人性需求而产生的腐败原因,并提出了如何治理腐败的三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