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其中,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使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宋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

范成大作为南宋时期地位较为显著的官僚和诗人 ,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反映商贸活动的纪实性诗歌 ,在宋代涉商诗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笔者力图以诗证史 ,通过对范诗有关城市市场、农村市场以及各类商人描写与反映的分析 ,证实宋代市场形制的时空巨变 ,城市市场的繁荣 ,乡村集市及经营风格的多样化 ,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以及不同阶层商人的生活境况差异较大等     

近代青海的商业、城镇与金融

一、商　业近代青海地区商业发展和繁荣的最常见形式就是集市。集市是以地方定期交易为核心的经济流通方式 ,为沟通各地方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 ;集市作为农村、牧区、农牧区民众之间以及农牧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 ,又是一种初级市场形态。随着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各地的专门性集市更加固定化和成熟 ,如柴草市、骡马市、粮食市、山货市、食品市、布匹市和杂货市等 ,往往是以各县、厅治所所在地的城镇为交易地点。近代初期 ,在贵德和循化就形成了集市 ,县城级别的有大通治下的白塔尔城 (今大通城关 ) ,西宁的鲁沙尔、多巴 ,碾伯 (…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

乡村庙会和集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乡土社会扮演多种角色。今天乡村集市已在传统基础上有了重要变迁,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华北乡村集市繁荣发展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庙会和集市的综合性功能在逐步消失,并逐渐演化为功能单一的农村低端消费市场。乡村集市的发展水平虽有待提高,但提升集市水平层次并不能带动乡村市场体系的现代转型。农村市场化建设和结构转型,关键还要靠制度、政策以及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要通过现代农产品市场等其他要素市场的建设,来带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农村集市贸易政策述论

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农村集市贸易经历了从关闭到有限开放,第二次关闭到重新恢复,再到进一步恢复的曲折历程。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村集市贸易政策是管得过严、管得过死。关闭农村集市、限制集市贸易是因为夸大了农村集市贸易冲击计划市场、滋生“投机倒把”和产生资本主义等消极作用;开放农村集市、恢复集市贸易是因为认识到了农村集市贸易在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城乡市场中的重要作用。     

河南省农村集市等级体系

等级完善的农村集市体系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河南农村集市等级体系的现状分析，探讨其结构的变化及今后的优化途径。     

南宋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的耦合效应研究——兼论南宋的都市化与城镇化两种城市化

南宋时中国的手工业、农业逐渐为商业所主导,成为商品性经济;城市在商工经济推动下日益都市化,农村则在商农经济推动下趋向城镇化,出现大量镇市,构成初具规模的城镇体系。城乡均出现精明增长的态势。这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甚至也是明清时期有所不及的。南宋的重商主义成为全社会性的策略,可称之为社会重商主义。所谓社会重商主义,即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国家经济主体之上确认民间经济主体的社会主张。南宋经济政治体制变革最直接的后果,是城市经济由工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工经济模式,同时也使农村的小农经济或农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农经济模式。在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南宋城乡形成了两个空间位置和性质均有所不同的经济圈,即城市商工经济圈与镇市商农经济圈。它们既相对独立发展,又互为市场,互动互生。商工经济圈与商农经济圈又是与城市的都市化和农村的城镇化相伴生的。由于城乡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南宋的都市化仍然主导着城市化,但镇市的城镇化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速度加快步伐,形成广泛兴盛的局面。     

“马路市场”的经济学角度分析

何谓"马路市场"?经营者既不进市场,又不进店铺,而是占道为市,当街交易,这种以道路为载体的经营方式所形成的集市,我们俗称其为"马路市场".     

关于区域市场营销推广工作的思考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大幅萎缩,国内外企业陆续将工作重点转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内市场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企业因利润下滑,纷纷削减营销预算。此种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各营销分支机构能否深入开拓本土市场便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就此探讨了如何有效提高区域市场营销推广工作的专业性这个问题。     

From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to market fragment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hifting stratification order in urban China

Focusing on the changing roles of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develops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shifting stratification order since the mid-1990s in urban China. We argue that, after the mid-1990s, the Chinese state led a dual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dismantled th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system and broke down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and bureaucratic rank.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te developed different markets with various paces and strategies, resulting in fragmented market environments. In this context, reformed organizations interacted with heterogeneous market conditions to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ocial inequality. We draw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wo national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1994 and 2003 during a critical period.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ratification order has shifted from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to market fra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This study calls for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ricate landscap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民主政治与用人机制

民主政治的发展显著表现为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的提高 ,而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和透明度还比较低 ,根本问题在于参与机制还不够健全。克服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 ,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     

信贷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实施的重要意义与对策思考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手段,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金融创新。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于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我国内需的扩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使信贷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尽快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法律环境、建立资产证券化机构,选择重点资产逐步推进。     

论加入WTO后煤炭行业管理

煤炭工业作为基础能源部门,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的国有煤炭企业在国家政策、体制的制约下,缺乏市场适应能力。一方面企业自身管理观念落后,管理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传统的行业管理观念也不能适应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加入WTO后,只有调整国家政策、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企业的自身素质,才能使煤炭工业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需要。     

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粮食安全的预警保障问题

在实行粮食经济的市场化后 ,尽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解决粮食问题拓宽了空间 ,但是由于粮食商品的自然属性及战略属性 ,由于市场调节的自身缺陷 ,粮食供求矛盾激化、市场形势突变的情况不可避免。粮食短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不言而喻 ,确保粮食安全 ,维护国民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是地方行政当局必须考虑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内在机理缺陷及矫正对策

目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期,就政府经济职能而言,还未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为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究其根源,在于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着内在机理上的缺陷。对此的矫正,有必要以马克思国家经济职能学说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防止“市场失灵”,同时还要避免“政府失效”,最终实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最佳结合。     

试论行政垄断的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规则在我国的生效,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垄断问题的危害性日益明显,它不仅损害了消费者以及其他经营者的利益,破坏了统一公平的竞争市场,而且滋生了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这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极不相适应。因此打破行政垄断乃当务之急!本文从分析行政垄断的概念及其成因入手,对如何治理行政垄断进行初步探讨。     

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