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的路到底有多远——从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看进城农民的命运

10多年来，贾平凹一直关注着乡下人进城现象。他的长篇小说《高兴》叙述了农村人进城的悲剧。进城后的农民不久沦落城市的底层社会，而且受到了城市的冷遇和排斥。而这些农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也不能融入城市。他们进城的路还很漫长。     

《高兴》:“醉酒的拾破烂者”——一种“城市生活”的叙事

《高兴》是对《秦腔》中的农民走出土地,来到城市后生活状貌的续写。贾平凹要在故乡日渐颓败凋敝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进城后的生活,因此可以说,《高兴》是《秦腔》的"城市化"续篇,《高兴》表达了对故土以及生息于其上的人们在现代化变迁中命运一以贯之的关注,与19世纪波德莱尔诗歌中"醉酒的拾破烂者"精神气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群进城农民坚强又懦弱、自负又自卑、充满同情心又愚昧不可及。《高兴》对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们命运遭际的"社会记录",客观真实精彩地提供了表达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城市叙事"。     

从《高兴》看贾平凹对新农民形象的建构

长篇小说《高兴》是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贾平凹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经历了从旧式传统农民到新农民的变迁轨迹,在贾平凹小说《高兴》中塑造了异于传统农民的特质突出的新农民形象刘高兴,并赋予小说主人公以深刻的寓意。     

《高兴》的城乡冲突意识管窥

长篇小说《高兴》叙述了以刘高兴、五富为代表的农村人进城的悲剧,他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自身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所以,进城后不久便沦落为城市的底层社会群体,而且受到了城市的冷遇和排斥。     

疼痛与抚摸: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以质朴、粗拙,不假掩饰的浓郁的民间风味的叙事话语,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以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触摸到中国城乡社会最细微的质感和肌理,展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困境,真切地叙写了刘高兴乡下人进城后在城市中的挣扎、无奈和迷失,凸显了乡下人与城乡伦理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和困境。     

困窘和强悍交织中的生命壮歌——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

文中从城市底层人群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典型形象的塑造，古朴、本真的艺术表现三方面论述了贾平凹长篇新怍《高兴》的思想艺术，揭示了《高兴》在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开拓。     

《高兴》与《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     

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

长篇小说《高兴》的高度,不只在于对农民群体在城乡社会真实生存状况的揭示,还在于对他们生命和心灵的感同身受般的关切,在于对盲目“城市化”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的尖锐批判。刘高兴是附着了贾平凹现实体验与人文理想的自觉了自身价值的新型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人性的弊病,体制的尴尬,文明的迷失。贾平凹举重若轻的叙事和语言的智慧更使《高兴》进入一个美丽的审美境界。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从《高兴》看贾平凹小说风格的新变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了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小说的主旨在探讨离土的农民，如何在城市扎根。《高兴》是一部标志着贾平凹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小说，它没有像《废都》《怀念狼》甚至《秦腔》那样，继续他的颓废、挣扎和怀乡，而是掉转手眼，通过褪尽铅华、隐去技巧、简约而索朴的叙述，宽容而微笑地捧出他对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下层人的柔软和温暖；《高兴》体现了贾平凹从尘世挣扎和心灵搏斗，走向了顺乎自然的静观，脱去了纷乱变形的精神意象，走向了清澈而唯美的简约写实，实现了对他早期朴素创作风格的超越式的回归。     

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

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中,贾平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他是对底层文学感兴趣的极少作家之一,同时在"底层文学"中他也具有特殊性,与"底层文学"中大多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他的《秦腔》、《高兴》都是长篇小说。在关注底层的同时,他也在"民族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前创作的面貌,贾平凹的创作,既建构了底层的主体性,也建构着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乡土传统的两种想象和叙事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乡土传统走着两条道路，一条为诗性的乡土叙事，充满温情的忆念。另一条为批判和反讽，重在揭示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再现了清风镇乡民们的日常生活，沿袭着乡村叙述的反讽路子，揭示批判了农民身上的痼疾和问题，表达了农耕文明行将消亡的现实状态。《高兴》预示着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这部作品的叙事充满温暖，特别是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代表的拾破烂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帮助，成为一道温暖人心的风景。尽管他的外部环境冷漠冰凉，但是在人物生存的小群体精神依存上，依然让人感到了希望之光。     

乡下人进城的精神镜像——论《高兴》的现代性反思

《高兴》抒写了当代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乡下人”表现出来的对现代性一厢情愿的追寻和认同,并未能消除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异,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精神困惑与迷茫。贾平凹立足底层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民间魅性世界的万种镜像——评贾平凹的新作《高兴》

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进城”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它描摹了一个全景式丰富、多层面的民间社会，这里有下层农民工艰难的生存图景，也有他们不甘继续蛰居底层的抗争。贾氏的民间不仅是原生态、粗鄙的民间，更是充满魅性和艺术感染力的民间。在这一民间魅性世界中作家借助镜像塑造了众多相互映衬、对照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添了小说精神意蕴。     

写出底层生存状态下人的本质

底层写作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上的热门话题，贾平凹以他长篇小说《高兴》对这一题材创作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不仅要写出底层社会人物的生存状态、历史命运，而且要从中探求他们的生命本质及其建构。在这篇对话中，作家坦诚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思考。这对理解作品与当下文学创作，应当是有所裨益的。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刘高兴：迷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刘高兴是贾平凹新作《高兴》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在贾平凹农村人物形象中，具有新意。这一形象的塑造，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值得斟酌之处。但无论怎样，刘高兴形象都折射出贾平凹思想感情的迷惘。贾平凹的迷惘，可以引发对身处的时代、人生、人性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这是《高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力作，是其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笔者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从刘高兴的肾、高跟皮鞋、箫和名字四个方面入手多角度地分析《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一个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真实书写

《高兴》是贾平凹取材于当下现实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对五富、黄八等打工者群体命运的书写基础上，通过刘高兴这一另类农民工形象，探讨思考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和途径，从而使作品不仅呈现出与以往大量渲染苦难的底层写作不同的风貌，同时也成为记录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鲜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