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擎,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意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近似荒诞而非荒诞──关于《阿Q正传》的美学形态新探

近代美学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范畴均不能全面概括《阿Ｑ正传》美学形态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概括地分析、比较《阿Ｑ正传》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在美学上的异同，指出《阿Ｑ正传》所表现的美，既不完全属于近代美学范畴，也不完全属于现代美学范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生命体验的相通——比较《亚当夏娃日记》与《伤逝》

《亚当夏娃日记》与《伤逝》显现了马克.吐温与鲁迅生命体验的相通。二者在人物的启蒙关系维度、爱情与生存的主题维度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二者相似的原因亦源于作者的类似的生命体验。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

作为宗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雷峰宝卷》与文人作品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比较，展示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如何造就着不同的审美价值。方本传奇的情节是性格化的，而《宝卷》则呈现一种天数其表、伦理其实的状态。方本传奇的人物按生活现实化了，《宝卷》则按伦理标准理想化了。方本传奇带着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而《宝卷》则以儒佛结合来规定现世生活的进程，同时也突出了这“和谐”格局中的冲突。     

蒲松龄《促织》取材于明人小说

本文从情节构思、表现主题等方面，分析了冯梦龙《三教偶拈》中“济公火化促织”一段和蒲松龄《促织》二者的渊源关系，认为后者取材于前者，但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明显高于前者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作者多为“文咏之士”，撰史善于叙事，喜取小说，文辞华美，使唐初八史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此外，唐初八史的尚文之风，唐初八史于史书中明确表达文学观的做法，都缘于著者的文士身份。     

颓败的乡土的回望——论《秦腔》的乡土关怀

《秦腔》是一部能代表当今小说创作成就的优秀之作。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也是一部有新突破,在艺术上达到新高度的小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强烈的时代感,新鲜的叙事感。作者通过对清风街乡土社会解体的叙写,表现了百年启蒙文学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乡土的变革。     

论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形态及路径

文学伦理学要成为完善、成熟的文学理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既包括现实意义上的实践和应用，也包括理论意义上的话语建构。在创作实绩方面，文学伦理学需要有体现当下伦理学精神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史、理论影响下的创作实践等三方面的支持。只有在充分的伦理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有充分的对伦理文学的“创作谈”，才能有伦理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需要在清理中外典型的伦理题材文学作品和中外文论有关文学伦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上，进行文学伦理学体系的学术建构，确定框架和范围以及主要内容，进一步实现话语的建构。在理论应用方面，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实践形态，把文学伦理学应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之中，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文学创作。文学伦理学要成为成熟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广泛的实践应用，应用于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建设的需要，在根本上也是寻求文学研究和文学书写的突破与发展。     

作者叙述方式的变化与文学作品意义的变动

文学作品是一种诉诸于作者审美体验的结构体。作者叙述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且影响着借助作品与作者发生联系的读者的接受方式。本文试图探讨在作者叙述方式的变化下,作者与文学作品、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化轨迹。     

作者、作品、读者： 18世纪欧洲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

文学公共领域是解读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有益视角。启蒙运动一方面是对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社会公共性的期待。启蒙运动的这两个核心要素分别融入到18世纪作者文本创作、作品流通、读者阅读的实践之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主导了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参与的实践话语，它们的语言交往行为是公众舆论发展及公共领域形成的依托。作者—作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这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种语言交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文学公共领域借助文学作品，即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实践，推动民众在表达个人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凝练共识，成就社会公共性，实现政治变革。     

农村叙事与现代革命的疏离

通过分析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形态的不断演变,充分地解读赵树理40年代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规范之间的矛盾与成因,旨在说明作家的文学现代性探索与时代意识之间的差异。     

约瑟夫·康拉德小说地理空间研究述评

地理空间作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是包含着人类社会种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以及层级差别的一个集合体。而表现人类价值判断的文学作品自然也附带了这种集合体的特质。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生平的地理空间跨度注定了其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叙述不只是故事发生与存在的先在条件,更是一种价值取向。以分析与借鉴以往康拉德小说研究成果为契机,尝试着从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批评来重新审视康拉德小说的内涵意义,探讨康拉德作品如何通过地理空间叙述系统来表达意识形态、权力机制以及身份特征等多维层面。     

"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论《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现代性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实践为背景,从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铁凝作为启蒙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及其创作,可以揭示在8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政治意识形态空间中,铁凝与其他知识分子由于身份、代际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文学话语和意义。铁凝初期创作中以强烈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理性启蒙精神,通过对少女香雪、安然的塑造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独立人格和自我主体形象,使《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新时期文坛首先发出了“立人”的声音,并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个人化”叙事的源头。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论述及文艺创作,蕴涵着丰富的文艺心理学。郭沫若把情绪视为文学的原始细胞乃至文学的本质。在心理描述与心理分析的有机融铸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而揭示作品的思想主旨,是他“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