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明清时期海南岛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海南岛南渡江中下游流域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定安、万州分别为水灾、旱灾频发区。时间上看,秋季频发水灾,春季频发旱灾;咸丰、光绪时期是水灾多发期,咸丰时期还是旱灾多发期。明清中央政府建粮仓、兴建水利设施防灾抗灾;地方官员或上奏朝廷赈灾,或号召富户、士绅等以钱物赈灾,或向上天祈雨消灾;民间百姓或逃往山中采食,或出海谋生,或通过信仰妈祖以求获得救赎。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高校学生慈善社团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几年,先后发生了地震、泥石流、干旱、风灾、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严重损害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赈灾救济过程中,大学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高校慈善社团的组织管理还不成熟,在资金募集、发展模式、活动内容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完善我国备灾应急机制,有必要把高校建设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阵地。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晚清（1840—1911）关中水灾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调查历史文献,针对现有研究未能给予关中水灾以充分重视的缺憾,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晚清关中地区水灾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晚清时期关中水灾频仍,呈周期性分布,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水灾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渭南地区最甚;然1852—1876水灾平缓年间,水灾旱灾交替出现,其交替期最初为十年左右,后转变为两年左右。究其原因,19世纪以来的西北地区气温进入寒冷时期是水灾出现的自然原因,而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水灾呈现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赈灾启事研究——以1931年《申报》报道为例

发布赈灾启事是民国时期灾荒发生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和参与救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赈灾机制中的一个必要程序.赈灾启事分为乞赈、报告、鸣谢等类型,有不同的发布主体.启事中反映出社会参与赈灾的多样化助赈方式.每个发布主体都非常讲究启事的行文、措辞和图片设计,注重启事表述的语言艺术,并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某种诉求.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漳河防汛现状及抢险对策探讨

基于漳河防汛现状,从防汛组织、防汛物料、技术储备及巡查条件等方面分析了漳河防汛与抢险存在的问题。面对漳河防汛与抢险的现实情况和新特点,从河务主管部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抢险技术科研、技术储备、防洪工程数据库建设、堤防日常养护及防汛力量等提高漳河防汛抢险能力的对策。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北江大堤防洪效益及维护

北江大堤是广东第一大堤，肩负防洪重任。本文阐述了大堤的建设历史及其重大的防洪作用，认为确保其防洪效益必须注意堤围的维护。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洪水、葫芦神话的衍变与印缅那加族的迁移

流传于云南的洪水葫芦神话包含三个内核：洪水、兄妹成婚、葫芦生人，是各民族文化交汇的产物。最初是由杜字族人带来的蜀国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洪水神话；其次为朱提的洪水一兄妹成婚神话，反映了败亡南逃的杜宇族人对“直眼人”时代的反思和开辟新时代的愿望；在古代哀牢地区产生并传至云南各民族的洪水一兄妹成婚一葫芦神话，主题为各民族皆兄弟。印缅那加族的洪水葫芦神话表明，他们的先民大约在7世纪时从云南迁出，迁移途中经过了佤族居住地区。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