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新历史小说叙事的限度与可能

新历史主义学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对历史书写的权力性、文本性特征的发现,扮演了为正统历史"解魅"的角色,为历史反思和重写提供了逻辑铺垫和创作准备.中国新时期历史小说也在多个层面回应了这股思潮,以"小历史"、逸闻历史、权力缝隙中的历史等方式颠覆正统历史.但历史反思的限度也必须被纳入到思考当中.     

《白鹿原》:民族心灵史书写与国家形象构建

《白鹿原》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未来这一重大问题迷茫与反思的史诗性巨著,它以艺术的手法构建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小说通过对儒家文化"仁义"与"吃人"的再思考以及对儒家文化眷恋与批判的矛盾态度,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书写了民族心灵史。     

现代性的理性反思:新世纪天津诗歌的城市书写

<正>文学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化的反映,城市是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形象之一。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扩张和重新组合,城市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对象并日益凸显,构成了文学表现的独特的审美对象。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体现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也反思了现代性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的城市书写有了较大的突破,作家们置身于这座城市中,注视着、体验着、书写着这座城市。而天津诗歌的城市书写更是对城市发展中的现代性进行了理性的反思。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从海派文学视角看安妮宝贝的城乡经验书写

从海派文学的视角,关照和比较海派作家传统与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城市和乡土经验,力图展现安妮宝贝作品中"城市""村镇"以及"村镇"的宗教信仰变体——"圣地"三种经验书写的独特性,并对安妮宝贝自我反思、自我拯救和最终寻找到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做出探析。     

菲利普·罗斯男性书写中的多元话语

传统的男性书写以男性中心主义展开叙述。作为男性书写代表的菲利普·罗斯受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和性解放的影响,在小说中呈现多重价值观的对话,取代了传统书写的单一价值观和男性独白,从社会地位、身体特征及父权文化三个方面反思了男性中心话语体系的不合理性,解构了男性话语的霸权,丰富了男性书写的形式、内容和含义,体现了他作为书写者的历史使命感和公平正义感。     

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一加一大于二

在纳粹德国建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1加1等于2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2。”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536，724人，这父子俩却活了下来。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的论证与践行的途径

鉴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文本中的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就命题的起源和内涵、诉求及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理论论证。但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需要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共同努力,只有在不断地反思和探索之后,才能在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之中,找到优化处理中国文学谱系和结构的有效方法,真正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之中。     

新世纪欧华文学中的“二战”记忆书写

作为"二战"策源地的欧洲,表现"二战"与大屠杀题材、反思战争和人性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21世纪以来,欧华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二战"记忆书写,透过长篇小说的宏观视野表现欧洲乃至人类史上的战争灾难、生命创伤和灵魂救赎主题。作品或强调以个人记忆抵抗集体遗忘的写作,或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打捞战争往事,或彰显人类面对大屠杀悲剧时的爱心拯救,或呈现"活在纳粹之后"各色人等的生命图景,发掘美好的人性、爱情及和平愿景之于战争的超越力量。这些"二战"记忆书写,成为欧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超越的一种标志。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记忆·对话·真理性意味——由独龙族文面习俗研究现状引发的困惑与反思

独龙族文面习俗研究误区的中存在差异,凸显学者们急于给出种种简单化答案的研究取向,由此,对任何文化现象的研究都只有在历时与共时的情境中,立足于对记忆与对话之建构作用的充分认识和反思,进行打破学科壁垒的复杂书写,才能逼近研究现象背后的"真理性意味"。     

阿多诺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批判与重构

作为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则,绝对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但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具有双重局限性:在理论上,它把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建立在理性的自明事实之上,然而,这一自明事实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保证;在实践上,它把绝对命令理解为与任何实质性价值相分离的形式规定,使绝对命令成为软弱无力的"应当"。最重要的是,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由于其抽象性和形式化,极易走向对肉体痛苦和感性幸福的无动于衷及道德冷漠,而这种道德冷漠正是德国纳粹大屠杀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面对纳粹大屠杀,阿多诺提出了一条新的绝对命令:调整思想和行动,以使奥斯维辛不再重复。对于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事件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不仅以否定形式赋予新的绝对命令以内容,而且提供了其成立的经验和历史依据。     

学术信息

本刊讯2014年11月8-9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联合举办"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反思暨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台湾慈济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报》及湖北省各高校的学者近50人参会。会议有两大主题,一是怀缅萧萐父先生的学术、道德、文章,二是讨论中国哲学的书写范式和方法视野。本刊讯12月13-14日,由中国社会学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托马斯·哈代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早期生态作家之一,他的威塞克斯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天人合一,物我平等"的自然观和生态观,透视出哈代对人与自然、文明与环境关系的探索和反思,本文从自然书写、动植物情怀和哈代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三个层面分析哈代渗透在小说文本中的自然情结和生态思想。在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今天重新解读哈代的生态思想对重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为后现代策略的“非虚构书写”——误解、边界及其一般性理论定位

"非虚构书写"不能简单被理解为"纪实性书写"的代名词。"非虚构"创作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后现代背景,它其实是对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形成并逐步被"定型化"了的"现代书写典范"的一次有意识的挑战。"非虚构书写"以其同步的即时性、事件及人物演进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在"书写"活动的召唤之下"本真自我"的现身"在场",与传统的现代"纪实"书写形态划分出了明确的界限,进而使其自身成为了后现代书写的一种全新的文类。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全唐诗》中的南朝记忆

"记忆"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在的反思与重构。个时代对历史记忆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唤起成为"在之中"的个体诠释"历史"、传承"记忆"、确立自我认同与应对当下危机的重要途径。《全唐诗》中南朝记忆的书写,包含唐人对南朝人物从文采炳焕到风流韵致的述说、对亲历或是想象中"亲在"之南朝地理坐标的追忆与对南朝历史事件道德主义式的评判或基于"历史循环论"而对"在历史中"之个体命运、感受的把捉,对南朝记忆记的书写记录着诗人在危机之下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并从传统中寻求资源以应对当下的期许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