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

考察韵律的发展和中国诗歌在不同时代的繁荣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表明韵律对中国诗歌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3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无韵或韵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诗歌获得过引人注目的繁盛,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经典诗篇。因而,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诗歌繁荣还与时代环境、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本质特性,显然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作一个延伸,可以认为,韵律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任何完全不具备诗律的文字,不管如何排列,作为诗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尽管仅仅有诗韵是不够的。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哈萨克族民间诗歌韵律问题

本文论述了哈萨克民间诗歌——四行诗的韵律及与思想内容的关系，探讨了诗歌在表现技巧，结构艺术等方面的审美问题，批评了中外哈萨克文学中在韵律方面误用术语“AkSakuykas”的错误。     

论中国现代派诗对意象主义的接受和变异

过去,大多数论者认为以戴望舒、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主要是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但运用接受研究的方法,对西方意象派诗歌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关系进行如实清理和辨证剖析后,可以认为中国现代派接受外来诗潮的多元格局中,意象派的地位是主要的.中国现代派诗歌在诗艺和诗论等方面吸纳意象主义诗学,但在意象的意义、意象营造和意象价值等方面存在差异.     

论诗歌形式的结构意义

形式的创造标志人类意识的诞生。文学作品的多种价值潜在地存在于其形式结构中。诗歌词语和韵律的内隐关系是呈示诗人苍茫之思与委曲之意的重要形式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派及结构主义诗学关于诗歌及诗歌语言“阻遏智力的阐释”的隐喻特征和“以象喻义则义丰”的诗学理论。文章强调了形式因素是诗歌表意的重要媒介与手段，在最后部分，对几首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词语结构和音韵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以展示形式因素中潜隐的诗的意蕴     

诗歌翻译门径初窥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难涉足的领地。诗歌本是诗人灵光乍现和句斟字酌的结果,其中的意象即便是诗人本身也无法再现;其语言又是集本族语之大成而又突破传统、冲破规约的鲜活文字;韵律使得诗歌可以长久地为人所传诵,或吟或咏,源远流长。因此,诗歌翻译中,意象、语言、韵律三者缺一不可,但偏重却又随诗歌本身的特点各不相同。意象是诗的灵魂,语言是诗的血肉,而韵律是诗的舞步。就诗歌翻译的这三大元素展开讨论,就如何保留诗歌中原有的意象,用原作者的语言来译诗,以及恰到好处地表现原诗的韵律阐述一些见解。     

情感对诗歌的审美作用论略

情感本身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 ,没有情感的诗歌是没有审美价值的诗歌。诗歌的三种成诗模式皆以情感为基础。其三种成诗模式为 :( 1 )情景交融 +韵律 ;( 2 )情事交融 +韵律 ;( 3 )情理交融 +韵律。情感本身代表着一种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契合与交感。     

对死亡的沉思—英诗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的赏析

本文多方位探析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歌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旨在探索诗中女主人公"我"与死神之旅的真正含义.本文通过"我"再次经历诗歌中象征人生的三个阶段后而顿悟,从而实现了质的升华而具有了神性,通往永生的追求.此外,迪金森独特的艺术手法,如大写字母、破折号等的运用,赋予诗歌独特的魅力与韵律.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汉彝诗歌翻译三要论——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

文章以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为据,提出汉彝诗歌翻译应做到的三个要素:一是产生共鸣,创译意境;二是重建符合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系统的韵律;三是根据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特点重建诗形。文章还讨论了这三个要素各自的特性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三者之间既有相互连惯,相互补充的关系,又有相互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是缺一不可,起着整体效应的三要素。     

韵的功能及韵在汉语诗歌中的本体地位

韵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在诗歌中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文本依据对汉语诗歌作品的分析、概括,集中阐述韵在诗歌中的多种功能。进而从文化传统、文体特征、诗学原理3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韵是基于汉语语音特点的本质性构成要素,在汉语诗歌中具有本体地位。现代汉语诗歌要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律,韵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中国诗歌百年回顾与思考

20世纪 ,中国诗歌成功地完成了文体语言 (由文言向白话 )的转换。但是 ,在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构建方面 ,还存在认识的误区和实践的严重滞后 ,明显制约了诗歌的稳健发展。在内容方面 ,新诗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尝试。不管是韵律与体式的构建还是内容的探索 ,2 0世纪中国诗歌都有走极端的倾向 ,前者在极端自由与过分刻板的格律之间选择 ,后者则在极端主观与绝对现实、单一的崇高 (或英雄主义 )与完全的世俗乃至平庸之间徘徊。这是转型与探索时期的明显特征。诗作者应该以开放、宽阔的心态 ,致力于发掘现代白话的魅力 ,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韵律和必要体式 ,拓展诗歌的内容和境界 ,推动新诗不断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 ,中国诗歌才会在新的世纪 ,创造出新的辉煌     

论汉语诗韵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汉语诗歌的研究无非是形式与内容的研究,韵是其形式之一,义是内容。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诗韵之于诗歌犹如“文”之于“言”。“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诗”而无“韵”,味同嚼蜡。我们对汉语诗韵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作了简要的分析与探讨,并且就汉语诗韵作了设想举要,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汉语诗韵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汉语诗韵研究的发展方向。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论杂体律诗的进退格

进退格是晚唐郑谷等人为近体诗制定的一种用韵格式。其用韵规则是选择不可通押的邻韵部的字押韵。不能将“东”“冬”、“寒”“删”等视作相通的韵部。正因为用相邻而不相通的韵部的字押韵,才构成了杂体律诗中的进退格。进退格不能用于绝句。该格的产生有先期基础。李贺是最早的作者。     

试析屈原作品转韵与情感表达之关系

楚辞作为一种抒情性极强的诗体,自战国末期形成以来,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楚辞独具特色的 魅力,千百年来吸引着许多学者对其加以探讨和研读。在古代,人们很早就对楚辞的用韵有了关注。经过对屈原作品转韵情 况的分析和情感表达的研读,不难发现,作为抒情性极强的诗作,屈原作品的转韵与其情感表达之间具有内在的协调性。这种 协调性客观上增强了楚辞一类作品的表达效果,增添了楚辞抑扬顿挫的声音美。     

试析韵脚字的表现功能

古代中国,“诗”这一文学体裁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韵”作为诗的重要元素之一,千百年来备受诗人的关注。诗歌讲求 押韵,在上古歌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韵”作为诗词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诗词的表现功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 “韵”中最重要的部分——韵腹,同样与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之间有着潜在的配合关系。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