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制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诉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律制度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亲属免证制度,有益于关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浅论“亲亲相隐”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重构

中国古代“素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中国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又重新将“亲亲相隐”制度引入其中,从人权角度看,体现了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意义重大.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刑法需要亲情的回归——以亲属间洗钱行为处罚的悖伦理性为视角

作为与伦理最为接近的一门法律,刑法与伦理规范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立法者解决情法冲突的立法典范。洗钱犯罪具有财产的流转性和隐蔽性两大特征,近亲属成为洗钱的最佳人选。然而亲属间的洗钱行为多出于亲情考虑,洗钱者面临着“忠孝难以两全”的选择困境,法律应上承天理下顾人情,在一定范围内容忍人性的弱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对亲属间洗钱行为的处罚都缺乏刑罚的有效性。但“亲亲相隐”制度在洗钱罪中的引入必须受到一定限制,主体上应仅限于直系亲属之间,主观上必须以维护亲情为目的。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论亲属间容隐权利在我国法律中的构建

不管是西方法律制度中的亲属权利立法,还是中国古代的亲属伦理立法,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都体现了亲属相容隐的思想。这种共通之处绝非历史的偶合,而是有其合理性价值。但是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完全抛弃了亲属相隐思想,对亲属相隐的行为给予制裁,割裂了中西方文化的融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律文化的接轨,基于此,我国法律应重新建构亲属间相容隐的权利。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兼论“亲亲相隐”制度于当代重构之法律思想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思想,是传统社会中礼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代许多国家都普遍设立了关于亲属间相容隐的制度时,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却是一个空白,但完善这一制度又是必要的。文章通过对传统“亲亲相隐”原则在制度和理念上的分析,得出在传统与现代的法律理念之间,要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应如何考虑对建构这一制度在思想基础上的取舍。     

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谈容隐权及其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观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唐律疏议》立法伦理思想探究

对《唐律疏议》法律伦理思想的探讨——从深层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内涵，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这有助于沟通现代西方法律的价值理念和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以借鉴传统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借鉴之可能性。     

行政立法的意义及其界限

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机关制定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一般性规范的活动。在自由法治国家时代,行政立法概念根本不可能成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管的事务越来越多,立法机构越来越难以及时应付急需的立法,同时,规制事项的技术性、应急性和立法的灵活性、效率性等要素肯定了行政立法的存在。虽然行政立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客观必要性,但是它也只能存在于现代民主主义与法治主义原理框架之内。它必须以＂法律的授权＂作为其存在的前提。     

循环经济与立法变革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伦理观和发展观的重新审视。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对与"传统非持续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现行法律制度作全方位的变革;循环经济的生态本质反映在循环经济的立法变革上,就是要求在循环经济立法的理念上坚持和谐共生的自然观、敬畏生命的人生观和科学文明的发展观,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中,扩展循环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以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将生态化理念注入循环经济法律责任之中。     

中国土地权利立法论纲

土地权利立法是中国物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物权法对其如何规定则涉及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土地权利立法必须以物权立法的价值为指导,以平等独立的现代物权理论为支撑,以公私法相互交融为方法。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应以生存利益高于一切来决定土地利用权利制度的取舍,以现代民主的要求来构建土地所有权的运行机制。据此,独具中国特色的土地权利制度就能够形成。     

大学生消费维权意识与中国法制化进程

作为时尚品、电子、影像、培训和文化体育等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大学生具有强大的消费潜力,在他们中间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因而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我国大学生当前的消费观、维权意识与时代对他们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为此,我们理应从乏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和谐的关系入手,从法治化内涵和公民权益意识与我国法治化进程角度,阐释大学生维权意识的提升必将对我国法治化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论创新性地方立法的良法标准

创新性立法是指地方立法机关为了填补法律、行政法规的空白以实现地方职能而进行的立法,具有地方性、创新性、暂时性等特征。创新性地方立法除了遵循一般的良法标准,还应该遵循特定的良法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合宪性、政策依据性、实验性、应急性、地方性和特别授权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创新性地方立法的发展趋势应该禁止地方立法涉及公民实体权利限制、缩小经济改革立法范围、大力倡导地方立法对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和社会公益保护立法,允许地方立法对地方公权力限制及公务员管理。实现创新性地方立法是良法的特定程序是:中央立法一旦制定,创新性地方立法要及时废止或变创新性地方立法为执行性地方立法。     

美国文官参与和影响现代国会立法决策过程探析

美国联邦政府立法决策,原本是国会拥有的宪法权力,但在政治实践中,文官也在不断地参与和影响这一政治过程。文官通过获得国会立法权的委托,提供方案、资料和信息,以及自主实施和执行法律等三个方面的形式;在美国国会现代立法决策过程中,文官卷入立法决策,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弥补了＂通才＂政治家的国会议员在专门知识以及技术上的缺陷,增加了立法的专业性,消极影响是膨胀了官僚势力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则导致现代美国政府决策的缓慢与滞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经济立法的供需分析

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我国经济立法的速度逐年加快 ,因此 ,在一部分学者看来 ,我国经济立法的供给已经相对过剩了 ,其实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人们对经济立法的需求与国家对经济立法的供给角度来分析 ,我们会发现 ,目前经济立法的现状是有效供给不足 ,立法机关不应该抑制立法供给 ,而是应该增加经济立法的有效供给 ,提高立法质量     

试论我国立法的决定列入会议议程制度

我国《立法法》的第12、24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提案列入会议议程的相关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立法2f-作中最重要的事前审查，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邵立法提案的命运。大会主席团与委员长会议作为服务性的辅助机构，有权进行审查，但其权限仪限于辅助性的形式审查。列入会议议程制度造成的不同程序，并束违背平等原则，不能将代表提案权弱化归咎于此。对于那些束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的处理应找到合法合理的新途径，将其作为废案或转化为代表建议都是不科学的。     

我国亲子关系立法完善问题新探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方面的规定,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对父母子女之间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全面明确的规定,内容上仍显粗糙,不能适应我国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化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建议在今后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应对子女的姓权、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和解除等基本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