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从“贵义贱利”到及功近利──对传统道德中义利观的反思

“不务张其义”、“唯利之求”，否则，就会因利益纠纷“上下交相诈”，“国不免危削”o。对个人修身而言，“以义制事，则知所利”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他强调“义”对于人是须臾不可离之物。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义”字，并明确提出君子应当“以公义胜私欲”、“志忍私、而后能公”四这说明道德修养中的义与利比较是要经过思想意识内部的斗争来完成的。儒家中的先秦诸子，对义与利的阐释，都是倡导以“义”为第一，“利”要服从“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贵义贱利”思想从来就…     

“狼狈”别释

认为“狼狈”之狼即豺狼,狈为狼的一种,并由二物的“生话习性”而引伸出“猝遽”的义项。此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至后世影响深远。朱起凤的《辞通》即采此说;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亦主此说,云:“狼狈,二兽相附而行,离则颠仆,故以为颠蹶困顿之喻,引申为颠倒失措、悽惶之意。”近见丁忱等同志编的《趣味字词故事》(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更将此演绎成一则故事。今案:以上说法实属牵强附会。比喻彼此勾结之义的“狼狈”,与作匆遽及困顿讲的“狼狈”,实际上是同音、同形的两个词,它们不但义项不同,而且来源不同、构词法亦不同,不应混为一谈.“狼狈”一词在古代有多种写法,如“狼贝”:狼贝不知所向。(《后汉书·任光传》)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树立共产主义的荣辱观

<正> 荣辱观从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光荣,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并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荣辱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关于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问题,我国古代不少人作过研究。战国时代的荀子还写了《荣辱》篇,他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简注》第28页)等等。在荀子看来,不管是“先义”还是“后义”,其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个人的“安危利     

墨子“尚贤”学说所反映的时代

一、墨子“尚贤”和老子的“不尚贤”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学说,应当不仅指当时贵族阶级内部的选贤举能,而且也是从下层的劳动人民中间选拔贤能之士。《墨子·尚贤上》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有众贤而已。所谓“贤良之士众”,是他认为不仅有一二个而已,还应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国家才能够安治。贤良之士的来源,《墨子·尚贤上》说: 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辞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所谓“国之富贵人”,当然是指贵族。他们退而私议:现在举贤的办法是“不辟(即‘避’字)贫贱”。可知被认为贤良的人中间是有下层贫贱之人。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论墨子学说的体系与中心

墨子提出的十项治国之术也被称为“十论”(《墨子·鲁问》)。治墨学者多认为“十论”是墨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所在。但是 ,对于“十论”的核心 ,以及“十论”如何由这一核心引出并形成体系 ,学术界存有歧见 ,有待分析。“天、鬼”中心说视墨子思想的根本义是法天仪鬼 ,同乎神教的主张 ,以及“兼受”中心说把“兼受”做为引发和衍生墨子其他思想的中心的看法 ,均值得高榷。正确看法应是“义”为中心说 ,即“义”是墨子思想与实践的核心 ,“十论”由“义”出。     

《文心雕龙·定势》疑义辨析举隅——十条

1.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全篇所言“势”字,历来有不同解释.《札记》[注]以为,“势”即“臬”字之转假,指射埻即言准的,引申指法度.范注取黄说,训为标准.这个解释似乎使人觉得“势”犹如人为树立的标杆,与彦和所说自然趋势而形成的“势”总不甚契.后来学者多未取此解,原因或在于此.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中西义务观比较

一、中西义务概念的词源及其含义发展的比较考查就词源而言,西方最早的义务概念即古希腊语“Kathekonta”。它的原义是“担负”。善不应不为、恶不应不除的责任是人所应该担负的,后来“Kathekonta”所具有的“应当”之义与此相契。不过,这里的“应当”尚属一般意义上的原初伦理学概念,未得到充分展开。作为伦理学最基本范畴之一的道德上的“应当”,其具体内容体现于伦理学思想的诸范畴、概念之中。当然,“Kathekonta”作为一种“应当”,并不仅是“应当”本身,它还有自己的独特含义。它的“应当”含义是与“适宜”的含义相联系的。尽管尚未全面展     

中国功利文化散论

中国功利文化散论孙飞行很多人以为，儒者重义轻利，乃至贬利、非利，如张岱年说，儒家以为义利相反，义与利之争实乃利与反利之争。儒家所反对之利概指私利，不反对公利，亦不讲公利。（《张岱年文集》卷二）本文以为，儒家义与刮高度统一，在肯定、鼓励私利和公利的同时...     

“媭”字释义之我见

《楚辞·离骚》中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句。就“女媭”词义,历代释家, 解法各异。有言姊者(王逸)、妹者(郑康成)、贱妾者(汪瑗)、女伴着(郭沫若),亦有言女巫者(周振洪)、妇女之通称者(游国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则认为,媭者,妻也! 何理之有?且先看人们对《说文》释“媭”以及对如上所罗众家之说的渐次怀疑。《说文》引贾逵之说:“楚人谓姊为媭”。由是,有王逸等汉儒及后代各《楚辞》释家之“姊”说。游国恩先生认为,“王选以为屈原姊,盖因贾逵有楚人谓姊日媭之言,遂即谓为屈姊耳,其实别无据也”。《离骚纂义》对许慎不直接释解“女媭”而引贾氏之语提出怀疑。陈     

试论作为儒家道德本原根据的"心""性"范畴

一　　我们知道 ,儒家是以“仁”或道德“心”“性”作为伦理道德的本原根据的 ,那么 ,深受科学思维影响的现代人则可能会问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 ?孟子的回答是 :“人皆有之”,“我固有之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 。牟宗三先生把“此天之所与我者”解释为“此心之官乃是天所赋与于我者”2 ,意即义理上天定本有之意 ,亦即“人皆有之”之意 ,这应当是一种大体上可以接受的解释。由此看来 ,孟子的这种回答表示“仁”或道德“心”“性”对人而言即本来如此、定然如此。这也表明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     

道家辩证法论纲(下)

“明”休乎天钧的意思不是跟着是非乃至一切对立的变化去旋转,而是因任是非在旋转,自己却不谴是非,得其环中,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这叫做“两行”;达到这种认识境界,就叫做“明”。“明”是道家认识论的最高范畴,是指达到了对道的认识的一种精神境界。但在怎样才能达到对道的认识、怎样才算达到了对道的认识上,道家内部各派的理解,却浅深不同。老子说:“知常曰明”(十六章、五十五章)。常就是道,尤其指道的绝对性。老子认为,从相对的事物中,认知了主宰它、创生它的绝对,便是知常,便是明了。譬如生物中,牝常“以静胜牡”,所以老子要“知其雄,守其雌”;这就是知常,就是明。器物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不知常的人“皆取实”,知常的人“独取虚”。社会中“福兮祸之所倚”,不知常的人“皆求福”,知常者“独曲全”,等等。老子还认为,对于绝对的道的认识方法,不同于对于相对事物的认识,他说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