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化,怎样提升——论新世纪十年先锋诗坛的精神流变

新世纪十年,先锋诗歌从九十年代相对沉寂的氛围中重新焕发出风采,从"下半身写作"到网络写作,从"中间代"和70后诗人的崛起,到80后乃至90后诗人的出场,这中间经历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衍化,诗歌刊物的兴盛,思想性写作的回归,这些现象,昭示的正是新世纪先锋诗坛精神流变的过程,而且对下一个十年先锋诗歌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和参照作用。     

诗歌史的"发现"

本文以晚清和五四的诗歌研究为例探讨诗歌史写作的制约机制.文章认为,制约诗歌"演进"机制的语言形式和权力架构,是"介入"诗歌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应该当作诗歌史写作的主要问题加以"发现"和敞明.     

重新关注1990年代诗歌的现实主义

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歌,或许是基于以时间向度构建文学史断代的惯常思维,即对"十年一代"的文学史分期和分界的某种确信;或许是对历史事件断裂与整合后同步切分文学的经典思路,显然也体现着某种整体文学观的研究实践.近年来在文学断代史表述和当代文学史的谱系研究中,"十七年"与"文革"文学被重新挖掘,1980年代文学正被"重返"与反思,"新世纪文学"被随时追踪跟进热点频现.     

“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也是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中不可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人化写作"策略的选择和演变流程的梳理,对"个人化写作"的欲望化书写的深刻批判、对"个人化写作"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细致剖析,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诗歌中"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内涵和诗学意义,也由此进一步地探索了先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有效途径。     

“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杨闻韶诗歌生命的涌现现象

一个拥有诗歌生命的诗人或诗歌作品,必为世代传诵。杨闻韶的诗歌创作和短暂一生构筑出他奇异的诗歌生命。杨闻韶诗歌生命是通过他诗歌中环环相设的隐喻系统不断涌现出来的。略低于体温的语感、渴求信靠的叛逆的心灵、以对死亡的思考为基点和以均衡性损坏和节奏的改变为特征的即时性吟唱的诗歌模式,构成杨闻韶诗歌生命的主要内容。     

新世纪诗歌的问题和隐忧

正宋宝伟在《北方论丛》2014年第1期撰文指出,新世纪诗歌在多元化语境中呈现出令人欢欣的繁荣景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隐忧:一、商业化语境导致诗歌精神的旁落与沉伦。诗歌隐藏在"个人化写作"招牌下,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地膨胀,拒绝诗歌意义指涉,丧失诗歌精神建构的勇气与责任感,诗魂在变轻,缺乏精神的"重度"。而且诗歌近些年随着社会商业化、市场化转轨出现了被物化的现象。不仅诗歌的"精神生活缩减到零度以下"(陈晓     

口语、个人与传统:近年中国诗歌现象述评

近年中国诗歌的总体趋向,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口语入诗,在语言结构及其张力之中显示言外之旨;以个人化的写作,探寻"独立文本"和"话语差异";以复归传统的情怀,从日常经验中提炼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和生命精神,逐步走向诗人合一的境界.     

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白洋淀诗群"中的多多于1969年至1975年期间,创作了一些颇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歌。他的诗歌既有沉思特定政治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洞察力,亦有超越甚至异质于中国本土日常经验和审美习惯的艺术个性;他以一种"政治解剖学"的手法为"文革"历史书写了一段颓废的纪念,同时也以革命创伤记忆的见证为一代人祭献了一份青春的"薄奠"。     

喧嚣诗坛下的隐忧--论新世纪诗歌的负面效应

新世纪诗歌在多元化语境中呈现出令人欢欣的繁荣景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隐忧,如商业化语境导致诗歌精神的旁落与沉沦,非诗化事件加剧诗歌的边缘化进程,诗歌的非常态写作显示出诗人心态的偏移,这些问题值得诗坛警惕和反思。     

论马华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色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马华诗坛发生了新的转向,马华诗人开始走向个人化写作,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日常生活的深入关注、解构性的反神性写作以及"后乌托邦"的想象方式。马华当代诗人脱离西方文本与语境,引进后现代主义话语,把诗歌导入晦涩难懂的灾难性绝境,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马华诗歌的边缘化,使马华当代诗歌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     

事件的力量:“纪念”报道的视角提示

当今时代,"纪念"报道越来越成为正面宣传的基本内容,也越来越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任务.本文以<福建日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报道<波澜壮阔30年--福建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事件>为标本,剖析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在"纪念"报道中的意义与作用,历史事件与"纪念"报道的内在联系、视角提示,寻求做好"纪念"报道的思路、途径与方法,实现"纪念"报道的有效引导与有力引导,从而切实提高"纪念"报道的引导水平和传播效果.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观及其对日中友好的思考

尊重他者的生命尊严立场是池田大作从不停歇地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的思想源泉。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人本主义解读,成为其致力于日中世代友好事业的坚实出发点;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找到了从"国家"到"民间"继而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构筑日中民众彼此信赖的共同意识,为日中世代友好奠定坚实基础;同样基于生命尊严立场,池田大作在致力于生生不息的日中世代友好事业时,将日中青年交流放在首要的位置,努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日中青年交流,培育日中青年间深厚的友情,以此将日中友好事业代代相传,使日中世代友好大业成为现实。     

“盘峰诗会”与叙述中的“90年代诗歌”

1999年的"盘峰诗会"是诗歌界此前关于"90年代诗歌"不同认知、立场、态度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引发了此后持续数年、参与人数甚众的诗歌论争、论战,其中既体现着不同诗歌追求和美学取向的分歧,也表征出微观诗歌场域中话语权力的争夺和人际关系、利益纠葛等的影响。"盘峰诗会"及相关的诗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此前诗歌的稳定性格局,呈现出新的力量对比和板块结构,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作为典型个案,凸显出中国诗歌尤其是诗歌批评的诸多内在问题。     

偏于一极的诗歌时代

就诗歌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时代,我曾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对其进行过一些评价,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外在生存环境艰难、诗人队伍广泛分流、诗歌格局多元并举、诗歌探索误区重重[1].     

回味80年代:中国诗歌重镇的崛起与落寞

在诗歌界,很多诗人和学者都认为重庆是中国新诗的重镇之一。一个地区要成为"诗歌重镇",一般应该具有这样几个因素:诗人多,诗歌作品多,诗歌活动多,诗歌研究力量比较雄厚。进一步说,在全国诗歌的发展版图中,"诗歌重镇"应该拥有较多的有影响的诗人与诗歌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为重庆诗歌奠定重镇地位的     

试论艾青诗歌创作中的宗教情感

艾青诗歌中表现了“救世者”、“创世者”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的形成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其社会思想、审美思想、道德情感的具体表现,使其诗歌具有世代感和使命感.     

四大奇书是“集体创作”吗?--与徐朔方、徐永斌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与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网络世代”电影消费的症候及反思

"网络世代"是真正在蜜罐中长大的一代,常常被摊上只求享乐、思想浅薄等"原罪"。透过电影消费这个辩证法的"视窗",可以看到"网络世代"电影消费具有三大症候:观影目的上,呈现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和复合;观影方式上,集体狂欢的影院观影和寻找自我的网络观影共生;观影内容上,既边界清晰,又呈现多元化。三大症候形成的内在动因缘自"网络世代"的生产快乐,反思拟真;崇尚社交,坚守主体;激活思想,达成"交叠共识"。而消费社会的享乐控制、读图社会的景观再生产和网络社会无限可能的试验则是三大症候形成的结构性"座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