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剧的必然性到悲剧的深刻性──评高鹗的文学贡献

《红楼梦》的最后完成者高鹗的文学价值，自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文旨在说明高鹗在曹雪芹的总体悲剧构建中，完成了从悲剧的必然性到悲剧的深刻性的深层发掘和完善，从而深化了《红楼梦》的悲剧主题，突现了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格特征，强化了作品的悲剧艺术效果。高鹗对《红楼梦》的续改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从贾府中的太太、奶奶们看《红楼梦》的悲剧色彩

《红楼梦》是一部整体的家族悲剧，在这个悲剧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是最为打动人心的，也最为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族对人性摧残。本文将贾府的太太、奶奶们分为四个类型，通过她们悲剧性的命运来分析《红楼梦》的悲剧色彩。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的悲剧世界，“二尤”作为众多悲剧人物形象的缩影，除了具备这些悲剧女性的共同品质外，还具有很多这些女性没有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出身的不洁和她们自身悲剧对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所起的作用，正是她们区别于其他《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标志。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红楼梦》的悲剧构成

《红楼梦》的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察：贾府的悲剧、大观园的悲剧和贾宝玉的悲剧。这三层悲剧的性质不尽相同，它们一起所形成的悲剧意蕴，表明了悲剧的普遍性质     

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论《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质

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有意无意地,每以“打破大团圆模式”的《红楼梦》作为我国悲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以为自《红楼梦》起,我国才有了置于世界名著之林亦无愧色的伟大悲剧。然而,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事实是;早在《红楼梦》产生几个世纪前的十四世纪初,我国文坛就出现了堪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媲美争奇的悲剧杰作,达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红楼梦》的意蕴

《红楼梦》的意蕴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第二个层面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本文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要被毁灭的。曹雪芹的审美理想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他的《红楼梦》就是一部“有情之天下”被吞噬的悲剧,是一部“冷月葬花魂”的悲剧。《红楼梦》的第三个层面是《红楼梦》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对人生（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这是《红楼梦》意蕴中的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不被人注意的层面     

宝黛钗爱情悲剧与清代官场文化

王国维品评《红楼梦》:"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金马玉堂的悲剧世界,然在多层朦胧的悲凉之雾下,《红楼梦》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在小说创作时期清代的诸多世情文化,尤其以暗含深刻的贾家这个官僚本位的家庭为背景,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代表,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清代官场文化图。清代的官场文化与宝黛钗爱情悲剧相互映射,形成了一组奇妙的映照。     

横看成岭侧成峰：《红楼梦》悲剧精神阐释的视角与纬度——由舒芜、王蒙、刘再复的说梦悟梦谈起

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舒芜、王蒙、刘再复三位学者作家研究红学的著作足以"照阐文心"、"启人心智"、"裨益读者"。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共同受鲁迅与王国维的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红楼梦》的人生哲理和智慧

《红楼梦》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史、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二十世纪第一国学大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最高,也最正确。他在其开创二十世纪新红学的一代宏论《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红楼梦》是优美与壮美相结合、以壮美为主的天才之作,是悲剧中之悲剧,是宇宙之大著述。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论《红楼梦》对李伯元小说创作的影响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对《红楼梦》关于封建等级制度罪恶的描写十分熟悉。出于揭露隶卒罪行的需要，他的小说模仿《红楼梦》官场故事，运用对比、悬念、陡转、反讽等方式设置情节；借鉴《红楼梦》以底层姐妹作为反衬人物的方法，突出女性贱民惨遭官吏压迫的悲剧命运；沿用《红楼梦》贾府等级色彩鲜明的环境描写方式，体现官府的显赫地位及其带来的心理压抑。李伯元在借鉴《红楼梦》封建等级制度罪恶描写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适应了晚清政治改革的启蒙需要，获得了良好的创作效果。     

《红楼梦》悲剧说解析

自王国维以来 ,悲剧说一直是红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悲剧说对《红楼梦》的解说并不充分。文章对红楼悲剧建构轨迹的检索 ,揭示了红楼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表明 ,悲剧说与作为文化大书的《红楼梦》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红楼悲剧的裂隙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