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物质生存焦虑”

现代小说中有大量反映知识分子受到经济生存贫困威胁题材的作品。知识分子形象在其中一方面发出对社会“堕落”的诅咒,一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心理症状。他们或是有“迫害狂”的表现,或是有敌视一切的病态心理。究其社会心理原因,是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代转型产生严重不适,进而导致“物质生存焦虑”。     

山水精神与“游子文学”

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较西方的知识分子更重山水精神。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把山水作为人格修养或寓心明道的象征有关。孔夫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影响甚远；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以生命自由与自然的和谐为美的人生也是许多人的精神寓所，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们。而作为游子，飘泊异域，羁旅于山长水阔间，对山水精神的体悟自然更逼近生存本质。游子文学中的山水精神表现，应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故有探究之必要。中国文学向有寄情山水的传统，东鲁春风、南华秋水以降，至唐人元结而柳宗元，山水文章渐臻成熟。柳宗元…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错位”探析

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错位”现象。从表面上看，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深层次依然保持着古老而沉重的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传统生活的经验主义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种强大的文化障碍，影响着真正的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生成。从根本上修正这种“文化错位”，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承接。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对闻一多曾经提出的“文化的国家主义”这一思想现象进行重新读解和审视。“文化”的立场反映出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而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与看取则折射出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中,前者的人属性与后者的本质性所构成的精神紧张最终决定着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西方哲学研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正>如果从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算起,西方哲学传入中国迄今已历400余年,这同时也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400余年。这一过程特别在清末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开始后,引起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无尽纠缠。这一历史事实既产生于西方现代化携带的“文化殖民”活动基因,也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求取“真经”的主动接受行为。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在更加宏大的视野里,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文化公共性”观念及其多元价值观的困境——现代“生存”本位之“文化转向”的公共哲学意义

公共性本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合主体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生存信念。公共性所具有的这一内在品格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公共性价值”观念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因理性为世界的解魅所导致的“意义”与“价值”的分裂,以及“个体化社会”生存逻辑的出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多元主义观念对自由主义的理想模式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文化的人格化是“后现代社会”价值转向的实质。而强调文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引导意义的关键,是真正确立整体性生活准则及其相应的义务整体性观念。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论基督教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文化现象的基督教是在十七世纪传进中国来的,而基督教观念真正进入中国文学,或者说作为文学内涵的基督教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绩。基督教观念在近代渗透进中国的文化结构,遭到了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阻挠。而它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却伴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的极大热情,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用作反思传统文化,探寻理想人格的镜与灯,以及作家自身生存方式的自譬自喻。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处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反思传统文化,寻求西方文化的文化背景上,他们纷纷指责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的种种弊端,在他们的观念里,显然是以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作为参照系和部分地以基督教文化观念作为价值之镜的。陈独秀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国几百年而中国人没受到多大教益的原因:“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他希望“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论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目标。“和”文化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表达,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基础,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与创新根本。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之间具有“和”的基础,体现出“和”的状态。主亚文化的共荣之“和”是中华民族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共同的发展旨归。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从“入世”到“隐退”--阮籍思想三部曲

本文通过魏晋时代著名哲学家阮籍从济世热情到出世与草木为邻再到“无是非之别”的在世而超越的思想演变过程 ,透视中国文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追求人性自由的特殊思想轨迹 ;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思想方式的深刻性。对现代社会如何有利于人的生存也是一种启示。     

审美人生的文化皈依——论林语堂“生活艺术论”思想的形成

"生活艺术论"思想是林语堂人生哲学观的体现.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林语堂面临着中西文化选择的强大压力,生存的困境促使他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进行诗意的反抗.他提出的"新文化"观就是要赋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人文内蕴和现代意义.他也正是借文化这一平台来揭橥纷繁的人生真相,并作为其个人在复杂的现代性境遇中的美学立场和生存态度.     

文明与传统的交战——论沈从文的道德观

尽管沈从文是一个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步入文坛的作家,但这一命题的时空延伸应该推向“五四”。“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融汇明显带有“偏至”,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引进吸取和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构成了现代文化初始建构期的基本特征。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入,从文化领域密切注视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注意如何将西方文化的引进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