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     

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王朝从建立到嘉靖末年,一直实行海禁政策。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也正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地区才得到较快的滋生和成长。本文仅就隆庆开放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作初步探讨。明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王朝和海外诸国的货物交换,仅仅限制在受到严格控制的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

明朝的广东三十六行,它和以后清代的厂东洋行即十三行的产生及形成,有着历史的渊源联系。而关于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起源,中外学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是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本文试就明朝广东三十六行的命名含义、行商数额及其与清初广东十三行的关系等方面作一初步探索。一明朝的海外贸易,私营的有“商舶”、“寇舶”,官营的有“贡舶”、“市舶”①。在明朝“海禁”开放以前,虽然私营的对外贸易从法定的意义上是被禁止的,但有明一代,却经常有内外私商违禁私自泛海贩易。所以,在明初,私营的对外贸易不仅存在,而且在与“海禁”政策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着。至于明朝官营的所谓“贡舶”、“市舶”的海外贸易,则实际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制度。《明史·食货志》说:“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     

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

一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嘉靖中期至明末,随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断绝,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趋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明政府以东南沿海受到倭寇骚扰为由,中断了官方的“勘合贸易”并厉行海禁。但两国商人则千方百计冲破海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城镇,这种交往达到了高潮。在浙江的宁波,由于受到传统的勘合贸易的影响,两国商人往来频繁,还出现了专门与日商交往的商人团伙和店铺,尽管在官方贸易断绝之后,来     

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

明隆庆帝继位后,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该地部分开放东南海禁.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明后期出现了以反矿监、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为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上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穹，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①。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

对于明朝的开放和闭关问题,多年来史界争论不休,聚讼难下,成为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产生论点分歧的因素有多种,但重要因素之一是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理解的差异。实际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构成明代海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孤立看待;却又判然有别,不应混淆为一。以往的研究中却多忽略了这一点,以致许多问题解释不清,看法分歧,造成历史的误解,应予澄清。 明代前期,即明开国至正德初年的一百多年间,明朝海外政策定型于兹,调整于兹,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历史性冲击的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涌动变革潜流,这时封建王朝海外政策的变化趋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明代前期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实际含有颇具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下面试从政策的动态性及其互动作用分阶段进行论述,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正> 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由禁海闭关到开禁,由多口贸易到严加限制的广州一口贸易的变化。大体说来,略可分为两大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从顺治元年起到康熙二十三年止(1644—1684),这四十年间是实行海禁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顺治元年起到十二年止(1644—1655)是沿袭明制实行海禁的第一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我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工作中,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认识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在宋代,官府不搞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对进口物品抽税。海外贸易全属私人经营。”蔡美彪、朱瑞熙等五同志撰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则认为:“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此外,尚有一些史学工作者持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当时所谓朝贡,也就是国际贸易。”还有的说:“朝贡的实质是贸易,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凡此种种,和《通史》观点相类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正确阐明宋代海外贸易中官方经营方式的有关问题,诸如官府搞不搞海外贸易,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关系如何,以及“朝贡”“回赐”是否就是官方交易等等,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敷浅的看法,和蔡、朱等同志商榷。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