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本真 适意人生——论林逋隐逸诗词中的适意与真情

林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隐士,他的隐逸诗词清逸出尘,既是诗人自身高洁品质的写照,也是他淡雅超脱、率性自然的个性之体现。从林逋的隐逸诗词中,我们可以更好地领悟其淡雅适意的人生观和自然率直的真挚情感。     

数年闲作园林主——论林逋在孤山的园林实践

林逋在孤山隐居时种梅养鹤、造园修池、建阁筑亭,进行过各种园林实践活动,为隐居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林逋是历史上栽花种树最出色的一个人,也是放养园林动物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所建造的山阁成为西湖最著名的景观之一,其本人因为在孤山的园林成就而成为西湖山水精华——孤山的灵魂。无论从事什么园林实践,林逋总是赋予其成果以最大的文化价值。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林逋这样在园林诸方面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古代隐逸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有着隐逸情怀,隐逸成为一种历史深厚的文化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人心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抱负得不到施展。古代隐士大多追求避世隐遁,渴望自由恬静的生活。隐逸之风促成了隐士平和的心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正是如此,隐逸对古代山水学、古代环境美学和古代正史隐逸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古代隐逸文学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

文章认为林逋的复古与柳开、石介的复古不同,他具有复远古的味道。林逋的隐逸走的是儒家内圣之路。林逋的诗歌既有白体之平淡,又有贾姚锻句工警的特点,其为人、为诗皆为宋人所追慕。     

千载林逋传胜迹——论林逋的遗迹景观

林逋在孤山隐居时种梅养鹤,建阁筑亭,治园造池,为后世留下了极具人文价值的遗迹景观。历代寻访林逋故居、巢居阁、孤山梅花的人络绎不绝,在赏景得到愉悦的同时,更是产生无尽的感悟。“西湖处士家”成为故国的象征,巢居阁则成为精神上的避世之所。林逋生前所植的梅林经历代补植,一直以孤高傲世的姿态,传载着先贤的高风亮节,给世人以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启迪。     

道德尊严与文化批判──论隐逸的正义要素

道德尊严与文化批判──论隐逸的正义要素张立伟我说隐逸不说隐士，隐士固然在隐逸，但历史上好多非隐士一生中也有长长短短的隐逸行为。简单他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本文主要论述隐逸负载的正义要素，看其幅射开来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一）隐逸头上三把刀...     

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

隐士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和政治力量,它对社会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正史为隐逸列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十四部正史《隐逸传》所记载的约282名隐士进行排比分类,将我国古代隐逸的原因分为6种类型。并对正史为隐逸列传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六朝隐逸文化探源

六朝隐风盛行,究其原因,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隐逸开始接近山水形象美质,注重对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思考,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隐居从单一的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向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转变。六朝隐士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促使隐逸朝着士人的本性生活回归。六朝隐逸文化与生命意识有着紧密联系,追求长寿养生,乐死成仙等"摄生"之道,是隐逸思想的重要内涵。佛家思想与隐逸文化合流,不但深刻影响了隐士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参与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与思维习惯,进而影响到诗歌创作,并最终促成了佛理隐逸诗的诞生。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在全球化视野下阅读徐志摩的南国书写

徐志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通过对他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历程,从中发掘华人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爱情观、性别观、道德观的变化。1928年,徐志摩以他的旅游经验为背景,写作了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描写青年林廉枫旅居新加坡,受到大自然郁郁勃发的生命力感染,使他萌生了原始的欲望和幻想,明显具有反传统和受西方化影响的特点。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大众消费市场商品化包装了徐志摩及其作品,以这部作品为核心,联系对照其续篇《浓得化不开》(香港)及《死城》(北京的一晚),可以解读异域文化的"他者"如何召唤自身的原始情欲,也可以解读徐志摩以"食"与"色"表达对情欲客体的耽溺和主体的厌弃,以书写作为救赎和升华性本能的历程。     

“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迭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唐末五代的隐逸现象与道教徒的回应

唐末五代,隐逸盛行,这既是社会上层推行崇道政策的产物,也是战乱时期人们安时处顺自立于乱世之外的途径。隐逸作为一种人生旨趣,更多地杂糅了道家无为思想的内核和道教神仙飘逸逍遥的风貌,也带有儒家穷时避世的影子。另外,唐末五代的隐逸还显示出对社会叛逆与批判的一面,一些处于乱世的著名隐士和道士,对动乱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表现出对理想社会和生存方式的向往。     

孤山智圆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探赜

孤山智圆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著名学僧，也是宋代倡导儒佛互融的代表性人物。智圆一生致力于天台三观，同时又“刻心净土”，力求以天台宗圆教的“心性”论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净土”，又以“心性”为诸法之体来消解净秽二土之别。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在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其净土思想具有鲜明的“唯心净土”和“实在净土”两重性。     

奝然来华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

奝然是北宋时期第一位来华的日本僧人,他对于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来华前,奝然所在寺庙虽与五台山有着较深的渊源,但奝然却经历了一个从并未将志向定位为五台山到志在五台山的过程;来华期间,在五台山的朝礼给了他心灵的冲击,终于使其下定决心建立日本五台山;回国后,奝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由他的弟子建立了日本的五台山.文章通过对裔然来华前、来华期间、回国后的考察来分析奝然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     

段氏“二妙”生平及遗民心态探赜

段克己、段成己兄弟合称段氏"二妙",是金遗民中的重要作家。他们身处金末元初丧乱流离的时代中,却以丰富且高质量的诗词存史,实可称之为金末文坛的中流砥柱。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金元之际的文化背景,对二段的仕隐、游历、交游等生存状况进行尝试性的考辨与分析,着重探究兄弟二人归隐龙门之后的人生经历,进而尝试发掘他们身上所特有的金末元初动乱时代金遗民这一特殊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特心态。     

自我与他者互动情境中的《部氏族谱》——湖北省三家台蒙古族村世系谱牒的人类学考察

三家台蒙古族村是湖北省唯一的蒙古族村落,该村落的蒙古族群众以部姓村民为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认部氏族人的蒙古族身份到21世纪初期成立民族村以及民族村的持续发展中,《部氏族谱》先后充当民族身份确认的重要依据、民族村的标志性文化。《部氏族谱》在自我与他者互动情境中被赋予各种意义以及层累地续写,深描并阐释《部氏族谱》及其相关事件,对于深层次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本质大有裨益。     

中国20世纪初期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下文学风尚。它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为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研究可能。隐逸派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存在,与佛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