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

北宋诗文革新中存在着"乐"主题发展的过程,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也是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发展的反响。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借由"众乐亭"唱和而提出,经由西湖十洲的吟咏达到鼎盛,而在南宋实现转型,由凸显政绩、循吏转向摹写老百姓的民和年丰。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体现出对范仲淹、欧阳修所提倡的忧乐先于天下、乐道以忘忧思想的践行,是对士林风气与诗文革新的积极响应,平衡了四明文人的出世与入世矛盾,推进四明园林景观向民众开放共享。四明物质基础的相对富庶、地方官吏相对优越的从政条件以及优游道艺的文化土壤,使"众乐"书写在文学景观中贯穿始终。     

论封禅文体的演变及唐代封禅文的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封禅文体",且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今鲜有学人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封禅文体的演变轨迹,发现封禅文体最初泛指内容涉及封禅的文章,与其他文体有所交叉。唐以后则演变为"封禅"或"符命",从属于诏、表、奏、启等文体。有学者认为唐以前的封禅文已形成范式,笔者经过细读作品,发现唐代文士通过学习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最终才建立起封禅文的范式。唐代封禅文在遵守范式之外,又有所新变。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王岐山：为官当做“清官好官、能官德官”

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日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王岐山曾说过：“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     

论王禹偁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

王禹偁的仕隐观经由入仕前的反对隐遁避世,到吏隐郡斋时主动追求闲散以调适心灵,再到八年三黜阶段因不能有所作为而屡兴辞官归田之思,展示的是以儒家兼济情怀为内核,以体恤民艰、行己有耻的精神为本心,以澹泊乐天为外相的隐逸人格精神,影响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对行藏出处的思考。王禹偁的吏隐诗着重描写以道德文章、诗酒竹菊陶冶心性的闲适生活,但总透露出一股仕宦失意、行道艰难的感慨,是仕与隐的二重奏。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