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探微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是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民贵君轻、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他们为提倡民权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 ,并提出了保民、养民、富民、教民为内涵的民生主张。从这些政治理念中将得出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结论 :为政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一切政治措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否则就是离民背本。     

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评"亲亲相隐"之争

论战双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导致了腐败,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而郭齐勇等先生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着无上的价值.争议双方都脱离了社会结构转型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双方都是在空发议论,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双方均不应纠缠于血缘亲情伦理,而应探求如何构建奠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正义.     

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出处:《读通鉴论》卷八,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关于治吏宜严、养民宜宽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出了治吏和养民应有不同的伦理态度及其彼此并行不悖的治政理念。治吏必须从严,否则官吏就会恣意妄为,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动摇执政根基。所以,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使其心中有江山社稷和国法百姓,勤政为民,清廉自律,这是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严以治吏不止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更重要的是"严之于上官"。严格要求下级官吏,严惩下级官吏的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超越血缘亲情建立道德感情 --对传统道德感情的反思

中国人一直以来对血缘亲情津津乐道。本文试图阐明:血缘亲情是儒家伦理最稳固的感情基础,血缘亲情的过度张扬会妨碍适合整个社会、面向全体公民的道德感情的建立,事实已表明:血缘亲情的过度张扬在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血缘亲情建立道德感情。     

西周血缘伦理的形成和历史影响

血缘伦理就是以血缘亲情为核心和基础而形成的道德思想文化.它形成于西周时期,并对儒家伦理和中国历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至当代社会仍可见其踪迹.这也成为中国伦理文化有别于西方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血缘情感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自然和自发要求,在历史上也有过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弊端,特别是与民主、法制社会中的理性精神存在深刻矛盾.     

孔子人性观新论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不可以提纯抽象为空洞的"善"与"恶"的情感本体。这一情感本体即是血缘亲情,它构成了孔子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石,又是"性相近也"的确切内涵。因此,不同于孟、荀的"性善"与"性恶"论,孔子的人性观是以血缘亲情为内涵的"亲情之爱"。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宋代儒家经典与民间教化——从《四书》学到家训家规的生成

《四书》学是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经典学术,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学教材与科举内容,是宋代以来精英思想的体现。同时,儒家士大夫努力将精英的《四书》学整合为全社会的思想,所以《四书》学又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社会,士绅、俚儒将《四书》学大量引入到家训家规之中,使之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思想基础。大量家谱所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体现了士大夫、乡绅对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应用,其中包含了崇正学、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等一系列向善性引导规范,以及倡导道德教育、自我修身的齐家治国理念,它们其实均源于宋儒的《四书》学。     

从善书批判看吕留良《四书讲义》——兼及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康熙初年,"复社余孽"吕留良先后写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和《四书讲义》。雍正十年(1731),朱轼等奉皇帝之命对吕留良《四书讲义》"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写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两者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华夷之辨和五伦之别上。就后者而言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以"孔孟之徒"自居,通过否定善书的命运观、批判善书的义利观,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善书"劝善"的性质;而同为"理学名儒"的朱轼等人则出于社会教化而非个体修身的需要,表达出与吕留良不同的善书观念,从而对吕留良的善书批判进行批驳。解读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更好地发覆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试论大学生积极道德人格的培养

当前大学生道德人格发展中,出现了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道德情感冷漠、道德信念缺失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借助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应培养大学生积极道德人格。要挖掘和塑造大学生的积极道德品质,加强大学生的积极道德体验,以使他们形成稳定的积极道德行为。     

论中国当代道德价值系统的重构

立足现实需要构建新的道德价值系统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推进的基础之一。“重构”必须遵循四项原则 :人性化原则 ,理性化原则 ,时代化原则 ,现实化与超越化相结合的原则。新道德价值系统是建立在健康合理的道德理性基础上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体系。具体包括 :权利观念和尊重个人权利的行为规范 ,平等观念和平等待人的行为规范 ,信用观念和重诺守信的行为规范 ,责任观念和负责任的行为规范 ,仁爱观念和不计功利的人道主义行为规范     

生产视域下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研究——以道德需要的培养为中心

结合道德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从道德需要发展的特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结构特点、我国转型期的发展特点等出发论述了我国以青少年为道德教育主要对象的原因。在分析影响道德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讨论了在生产视阈下我国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原则,并根据青少年的心智发育阶段性特点提出了不同教育阶段道德教育的任务。     

论“大教育观”视野下学校德育发展的新主题——学习《教育规划纲要》战略主题的思考

《教育规划纲要》战略主题彰显了＂大教育观＂育人的新理念和实践,凸显了学校德育发展的新主题：＂四个加强＂打牢了学校育人的共同思想基础＂;四个重视＂拓展了学校育人的新内涵＂;四个学会＂提出了学校育人的新要求;＂三个统一＂强调了学校育人的新途径。体现在育人实践中,就是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政治运行法治化在政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运行法制化，能够保障民主政治制度的平稳运行，维护民主社会的正常秩序，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促使公民自觉行使法定的政治权利，培养和弘扬公民意识，塑造公民人格，为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考评机制刍议

建立道德建设的考评机制在当前尤为重要,其可能性在于:道德作为一种活动具有可评性,道德建设的机制也具有可评性。道德建设的考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机制的考评,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目标实现程度的考评。     

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当前政府形象传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比如能力困境、责任困境、接受困境、道德困境和引导困境等,产生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期待与现实的反差、宣传与交流的信息失衡及问责与担当的制度缺位等。破解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确立服务公众的形象本位,二畅通对话交流的形象渠道,三巩固为民谋利的形象符号,四疏解舆论监督的形象批评,等等。     

中国儒家德育思想的转型及启示——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包含了丰富内容。考察儒家德育思想史，可以发现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德育理论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概括起来就是在社会本位为德育目的的大前提下，先秦儒家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主体性，而宋明理学则强调对人的限制，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考察这个转变，可以发现儒家德育失去活力和效力的部分原因。     

“漏斗文化”探底

全民的道德文明程度是一个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底线，一个民族一旦道德文明的基本底线出现危机，那么，整个民族文化的底座便会丧失应有的支撑力。反观当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其最大软肋就是缺乏让人们信服的道德底线，奢谈“伟大而又崇高”的道德理想，其结果就是道德理想总是演变成空洞虚伪的说教游戏。     

人性的善与恶--对《红字》中主要人物的分析与评价

本文通过对<红字>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来探讨人性的善与恶和道德准则问题.从齐灵窝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白兰直至珠儿,人的灵魂一步步由"堕落"、忏悔、彻悟发展到精神的自觉.<红字>超越了人物性格中"善"与"恶"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善与恶这对标准不能概括人的丰富的行为和心理.同时,善与恶的评价标准本身又有着历史的局限.其实,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在介于善与恶之间的道德标准上得到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