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维吾尔族命名的心理因素

一个人的名字总是体现着其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充满着长辈的希望和祝福。维吾尔族的命名心理因素主要反映在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对名利地位的追求、对生活环境的赞美、对日月星辰的敬慕、对仰慕心理的寄托、对逢凶化吉的期望、对先知圣人的敬仰、对美好祝愿的寄托和对标新立异的追求等九个方面。     

杜甫七律对仗的正与变

杜甫七律的对仗可分为正常和变通两种格式。中间两联对是正常格式,四联对、三联对、颔联或颈联加首联或尾联的两联对、一联对、颔联或颈联流水对是变通格式;工对、邻对、宽对是正常格式,不讲虚实门类差别的远对、不同短语结构的假对、不顾平仄声律的拗对都是变通格式。变通格式是正常格式的调节和补充。     

生命的体验及家园的重建——《无极》精神世界探析

《无极》展示了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人们对死亡的体验、对自由缺失的体验、对爱缺失的体验、对诚信缺失的体验、对孤独的体验等,表现了对当下人们生存状态深切的人文关怀,并对精神家园的重建做深入思考。     

习近平“对党忠诚”思想的三重维度解读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品质与党性原则。习近平一贯强调对党忠诚，系列讲话中蕴含了丰富的对党忠诚思想。从忠诚主体定位看，对党忠诚既有对全体党员的普遍要求，也有对“关键少数”与重点领域党员严格的具体要求；从忠诚客体所指审视，对党忠诚狭义上指向对“党”的忠诚，广义上涵括对党组织、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共产主义信仰等的忠诚；从忠诚目标塑型考量，不惟有老实、干净、担当的作风要求，更有“绝对”与“纯粹”的境界追求。习近平对党忠诚思想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与实践指导。     

文责自负论--社科笔法研究之三

作者要对自己所写的文章负责任 ,这是不可推脱的 ,在科研成果与日剧增的今天 ,文责自负的意义更为重大。著书立说要对党和国家负责、对科学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文字符号负责、对自己负责 ,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意识 ,也就是对作者最起码的要求。当然 ,强调文责自负不等于推脱编辑的责任 ,更不等于推行自由主义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作者和编辑应各负其责 ,共同为社会生产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村民自治视域中的新农村政治文化模式构建

由参与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所组成的政治文化模式,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建设进程的推进。这种政治文化模式,在当下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中具体体现为村民对自治制度运作规则的适度信任、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良好心理预期、对民主权利的恰当认知、对民主规则的足够熟悉、对民主价值的广泛认同、对自身政治主体角色的明确认识、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统一性的全面理解等内容。     

《论语》偶辞研究

《论语》中存在着大量两两对出,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数相等,意义上密切相关联的句子。这类句子是对偶句的雏型。这种偶对结构按其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可分为句间对和当句对;按其上句与下句之间的内容和意义关系可为正对、反对、串对、比兴对、互文对等;按其形式又可分为挑水对、共主对、貌词对、排对、长对,博对等。这些骈丝俪片后来逐步形成了精工对偶句、骈句、律诗中的对仗以及对联等形式,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骈体文。偶辞是中华民族在对称中求和谐,在均衡中体现整体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反映。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性魅力解读

在希腊神话里,无论是神还是英雄,都具有人的性格和魅力。希腊神话中的神的人性魅力主要表现为：对自我的维护、对情感的追逐、对权力的争夺;希腊神话中英雄的人性魅力主要表现为：对命运的抗争、对欲望的肯定、对英雄的智慧和劳动的颂扬、对个人荣誉和尊严的极度敏感、对善良天性的守护。人性的各种复杂和人性魅力都在英雄人物和至高无上的神的形象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使希腊神话绽放着永久的艺术之光。     

硕士生家庭环境与应付方式间关系的研究

为了探讨硕士生家庭环境与应付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对263名硕士生进行了家庭环境和应付方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硕士生的应付方式各因子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解决问题、求助、幻想、合理化、退避、自责;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知识性、亲密度对解决问题有显著的回归效应,组织性、控制性、娱乐性对自责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娱乐性对求助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娱乐性对幻想有显著的回归效应,组织性对退避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硕士生倾向于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型的应付方式;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娱乐性、知识性对采取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型应付方式有重要作用。     

《说文》疒首字分析

对《说文》中疒部首所收１０２字先作总体概括，然后分３部分从部首、会意字、形声字３个角度分析，认定或重新解说许慎对字形字义的解释，其中对部首病及疾，提出了与许慎不同的意见，对、的会意性作了进一步分析，对、、、、、痼几个形声字的字义与其声旁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中国“神话”语源的生成——检讨“神话”概念中的日本因素

日本早期的“东方学”研究对原始儒家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如“圣王传说”进行了初步的颠覆性的研究,此种学术研究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社会思潮之反映。受此学术意识之影响,中国早期对神话认知成为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即通过改造或进行古史研究来达成某些政治夙愿。同时中日早期神话学者研究方法也有诸多趋同化的表现：如均遵从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考据法;共同推重欧洲汉学界惯用的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法,而拒斥葛兰言使用的社会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新方法。上述方法试图借助对材料或知识的梳理从而复原历史真相,是一种旨在追问真相的求真求实的科学主义态度,而此法对于本身以“神圣性或信仰性”为精神特质的神话来说,值得反思。     

中西方古代政府理念比较

中西方古代存在不同的政府理念。在政府起源方面,中国认为政府是君王“受命于天”而设立的,西方则认为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在对权力性质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政府权力只能是“君主独制”,西方认为权力具有“公共性”;在制约权力方面,中国主张以君主的内在修身为主、以外在约束为辅,西方则主张以权力制衡为主;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而西方认为统治者是“民选执政官”;在对政府官员的认知方面,中国认为官吏就是“事君之臣”,西方认为是“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对象的认知上,中国认为老百姓是天子之民,西方认为老百姓就是国家的公民。     

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研究中“复古”的审美意识

进化论传入中国,颠覆了历史循环论的专权,也成就了20世纪前期学术研究的伟绩,文学研究亦受其惠泽。但“复古”意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仍潜存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评价的底子里仍潜藏着对“复古”的美学思想的回护。而今,客观地审查“进化”与“复古”这一公案则可发现“复古”的审美意识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学理价值。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 ,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 ,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 ,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 ,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 ,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 ,也认为不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 ,更觉不宜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说“杏”

从象形、会意、形声上解说“杏”字,均会产生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考察“杏”在甲骨卜辞中的字形和用法发现,作为果名的杏借自作为祭事的杏。“果也”并非“杏”的本义。     

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

古本纽和古本韵是黄侃古音学的基石。本文正面阐述黄侃以代表字的切上字推求古本纽从黄侃所举本声本韵、本声变韵、变声变韵三类代表字概括出推理逻辑式,即从个别到一般,进而在一般意义的逻辑法式上看出黄侃在“求解古本纽”本题时并没有涉及古本韵问题,只是代表字的选择和分类才把韵部作为参照,而这是找代表字,不是找古本纽。从大量的审音表目材料看,也可说黄侃古本纽从中古声类音系系统内部审得,更能表明求古本组与古本韵无关。黄侃把中古开合口一等、四等韵作为上古本韵的选择对象,按此标准在黄侃求证古本韵时列出的作业表：钱玄同《韵摄表》上作业,准确率分别达９７．１％和９１．１％。求古本韵与古本纽无关。以一等韵和四等韵为上古本韵,合乎现代音系学原理。黄侃还中经钱玄同受到高本汉的间接影响。黄侃并没有用循环论证。     

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金马碧鸡信仰考论

金马碧鸡崇拜起源于汉代以前的卭都国,在汉宣帝派遣王褒迎请金马碧鸡神事件发生之后,这一崇拜在以川滇巴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广泛且长久传播,特别是在昆明、成都、重庆各地不仅建立了金马碧鸡祠,而且出现了与之相关的金马碧鸡坊,乃至金马碧鸡山与台,使得金马碧鸡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信仰。而今,人们多数已经不了解这些坊名、山名、台名与金马碧鸡信仰的关系,重新考证、勾辑这种信仰,其实就相当于回归古代地域文化的历史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