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京房及其考课法

汉元帝建昭二年正月的一天,未央宫北部的温室殿里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大都是朝廷公卿、受命大臣.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考功课吏法”.一位年约四十岁的男子正在慷慨陈词,阐说自己的主张,他就是提出这一新的考核制度的人,是一个官秩仅为六百石的郎官,此人就是汉代著名的易学大家京房.京房,本姓李,因推算律历自定为京氏,字君明,东郡人.曾受学于梁人焦延寿.焦氏之易长于灾变,“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房向焦氏学易,非常刻苦,“经年不出户庭,锐精其学”,终于成为享有盛名的大儒.初元四年,京房举孝廉为郎,得入侍禁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王泽民汉代以降，随着儒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儒学遂以先秦的显学之一而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独尊之经学。在经学与通经致用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自然地被神化为一尊政治偶像。自此而后，孔子的政治价值便掩遮了他的学术地位。...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简论

《忠信之道》是郭店楚墓竹简中很有特点的篇章。它把忠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突出了忠信的实质和意义,是先秦思想史上忠信问题的专论。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的发现,使先秦儒家的演进更为清楚。它主张的忠信治民的君子之道,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忠信之道》可能与孔门后学子张之儒有直接的关系。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旁通时行”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论“焦循易学”

焦循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他建构起用"旁通"、"时行"、"相错"等原则诠释易经的新的方向。其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对于卦象之间的变化的规则,不如说是在对于自然哲学的描绘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个关注于人的行为的实践领域的道德哲学系统。其核心在于,人的价值世界的构成,源自人的行为的展开,而行为的意义则来自对于天道的当位与失道与否。行为的意义可以经由悔吝而得到修正。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焦循的易学通过对于价值世界的建构,继承了先秦儒学的道德哲学,体现出易经所具有的积极的生命意义。     

从天台智者“一念三千”到王昌龄“意境”说

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笔下,生灭示现之＂意＂与圆妙具足之＂境＂,两者非生非含、无前无后、互具无痕,其＂一念三千＂有关意念与境界的联合表述、浑融为一的本义推演,呈现出＂意境＂组合的雏形。天台智者的天才创意,开启了王昌龄等后学文士的＂意境＂思维法门,前者以佛理导入,后者在文意上定格,先后绘就了玄妙深绝、了无阻碍、不可思议的诗意图景。     

包佶诗文辑补辩正

除《全唐文》所录《罔两赋》《公卿朝拜诸陵奏》，《唐文拾遗》所辑《请详定开元时令奏》《明立私钱赏罚奏》《社稷改用太牢奏》五篇外，包佶还曾作《道瑾文》《杜佑去思碑》《山谷寺三祖大师偈》。还曾为道一碑纪述，为窦叔向集制序，曾以书荐灵澈于李纾。《御定全唐诗》中所录包佶诗中《寄杨侍御》《再过金陵》非包佶所作，除孙望《全唐诗补逸》包佶诗《翻经台》外，他还曾作《奉送刘侍御赴上都》诗。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中国古代语言边界思想阐释——以《道德经》和《周易》为例

通过对中国的古代经典《道德经》和《周易》中的语言边界思想进行阐释,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语言边界思想,并指出,就语言边界思想而言,《周易》和《道德经》的思想系统具有一脉相承性,体现了中国古代语言边界思想的系统延展性,由此发现中国的语言边界思想及其系统发展比西方思想史中有关语言边界的思想早了两千多年。     

天帝名号之变迁及帝舜与织女之天伦考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即我国原始社会末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是古代传说中的全神“三皇”和半神半人的“五帝”。夏至周，是帝与王分辨的过渡阶段。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自认为他“德兼三皇，功高五帝”，遂自命为“秦始皇帝”。西汉以降的皇帝，自命为天子。三皇五帝经历了由兴盛至衰亡的过程。经考证研究，“天帝”就是虞舜，织女是天帝舜的孙女。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