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策”“简”辨

“策”“简”辨张觉《孟子·尽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赵歧注“二三策”为“二三简策”。杨伯峻《孟子译注》则注“策”为“竹简”，其《春秋左传注》第７８页亦注云：策和简“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单简亦可谓之策。”似从赵注而实为形似神非。策和...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新历史小说”的当代嬗变

“新历史小说”的当代嬗变王世城历史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从《春秋》、《左传》到《史记》，再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历史作为一个清亮的文化源头，时时介入混浊不清的现实。只不过，历史写作从来不是为写史而写史，它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次历史书写总...     

《左传》“大司马固谏”杜注质疑

《左传》僖公22年“大司马固谏”句,杜预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以“固”为人名。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并从之。其实不确,兹质疑如下: 一、从《左传》用词上看。《左传》桓公6年有“齐侯又请妻之,固辞”;桓公,17年有“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僖公8年有“大子兹父固请”;僖公24年有“固请于公以为嫡子”等等。可见“固辞”、“固谏”、“固请”是《左传》的习惯用语,做副词。下文僖公27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有“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一句,则记其全称,当是初次露面的记法。那么,前面的“固”必非公孙固。 二、从人物作用上看。宋襄公自僖公9年即位起到僖公22年宋楚泓之战结束,其间凡临大事皆由子鱼参与决策,此不一一罗列。 仅以僖公21年、22年为例:     

春秋“舆人”考辨

在春秋历史舞台上，舆人的活动颇为频繁。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春秋列国中涉及到舆人的国家有周、晋、郑、秦、齐、楚、宋、陈、吴等，说明舆人是春秋时期广泛存在的一个阶层。过去的经学家多将舆人释为“众人”。本世纪５０年代，一些古史研究者围绕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舆人的身份进行过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奴隶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国人②。童书业先生在其遗著《春秋左传研究》中对奥人亦作过考证③，他的观点比较接近于第二种意见。总的来看，史学界对舆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过去的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一、春秋…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左传》的文章观及其启示

从《左传》谈论礼、乐（舞）的过程中,可以窥见其所蕴含的“人文”本自天地、以“致中和”为美学原则的观念,并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折射出《左传》对文章的看法。而《左传》谈论《春秋》的写法则从正面反映出其“两极共构而致中和”的文章观。《左传》讨论“和”与品诗等言论进一步佐证了其所秉持的文章观。《左传》的文章观同时也反映在其自身的行文方式上。《左传》的文章观对解读《左传》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左传》预言的文化指向与叙事功能

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以“征兆”指代预言,进而将《左传》中历史事件与叙事理想的实然与应然并存,解读为“解释的焦虑”,微观阐释有余,宏观考量不足。《左传》从刀简书笔史官文明中寻求大义春秋四方教化,“思而不惧”;《左传》中的预言,不是存在与反映的比附,也不是简单的预设与达成,不能等同于“征兆”。就思维模式而言,《左传》预言是经验的继承与集成:是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探索,是道德人文的建立,是经世致用的思考;就文学方法而言,《左传》预言是应验叙事传统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中的呈现,具有伏笔、承转、省文等叙事功能。     

春秋“志”、“语”及其文化意蕴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两种重要文献——“志”与“语”.它们先口耳相传,而后“书于竹帛”,是先秦社会中重要的“语”类文献.在经典文献结集的时候,成为《左传》、《国语》的素材,得以流传至今.在西周至春秋社会,它们承载社会的理性价值判断,成为当时重要的话语资源,是前诸子时代的精神资源.     

季札评《诗经·郑风》之“细”涵义探微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一事历来备受关注，他对《诗经·郑风》之“细”含义的评述，各家对此众说纷纭。检索《左传》所引《郑风》与传世《郑风》在汉、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回到历史语境，运用诗学相关理论，结合音乐学、社会学方法，以发展观念从诗与乐的角度分析季札所评《郑风》“细”的内涵及其影响。从乐评角度看，“细”指音乐的繁杂、精妙；从诗评角度看，“细”指诗词内容多言男女情爱之事，感情表达繁绮细腻。《郑风》在春秋时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音乐效果，在审美上都有突破。季札对《郑风》的评论具有文本与音乐的双重指向，深层心理更多体现了对艺术美的恐惧，“是其先亡乎”也是一种戒惧的忧患表述，不能据此质疑季札观乐的可信性。这一心理与思想对孔子以及汉、宋诗评影响颇大。     

楚连尹为主车之官说

春秋时,楚官即有“连尹”之号。《国语·晋语七》“连尹襄老”韦昭解:“连尹,楚官名。”但未进一步说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尹训正也。楚官多以尹为名。”《尔雅·释言》:“尹,正也。”此孔氏所本;《国语·齐语》“立五正”韦解:“正,长也。”是尹即首长之意。连尹之名,先见于《左传》和《国语》。对这一官称的解释,自汉至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左传正义》引汉儒服虔说:“连尹,射官,言射相连属也。”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说: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春秋五霸”辨

<正> 关于“春秋五霸”所指,向来异说纷歧,莫衷一是。五霸的迭兴构成了春秋时期列国兼并的骨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问题澄清真相,辨明事实。一、五霸之称有两种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五霸”之称出现于何时?检索史乘和诸子的结果,《春秋》及《公羊传》、《谷梁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均无“五霸”之称。这一称号最早见于《左传》,至战国中期以后则大量出现于诸子著作中:《庄子》中一见,《孟子》凡七见,《荀子》和《韩非子》各八见,《吕氏春秋》凡九见。但是,五霸之称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三代五霸,一是指春秋五霸。关于三代五霸,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答郑桓公云:“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其时当春秋初年,还只有昆吾、大彭、豕韦三霸的传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伍子胥事迹的新发现──《天问》“荆勋”“勋阖”破译

按古来的说法，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古人的名与字恒相关涉，或同义，或反义，或义相关连等，然遍检“员”“胥”义训，不见有何关涉之处，古今也未见有诠释之者，莫非伍子胥的名和字真的各不相干？问题恐怕没这么简单。　　古人取名除就独立的词义着眼外，还从古代经典的一句话中截取名字，这也是一种关涉。春秋时鲁人季寤字子言（见《左传》定公八年），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寤”下释其名字关涉之由曰：“《诗》篇多以‘寤言’连称，如《终风》‘寤言不寐’，《考》‘独寐寤言’…     

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见一九七七年《文物》第一期。所谓《春秋事语》,是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记载春秋时代的事实而命名的。又因为其事实多见于现在流行的《左传》一书,整理小组的《释文》(见同上),只谓《春秋事语》的某件事见于《左传》的某年。这是认为《左传》在前,《事语》在后的。因他没有谈到这两部书的成书时代及孰先孰后的鉴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写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     

“逐于智谋”的嬗变与浪漫情调的勃发──春秋战国时期的梦占语言方式之一

占梦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语言方式，在从“兢于道德”的“上古”向“遂于智谋”的“中古”缓慢曲折的转化过程中，逐渐地渗透过春秋的各个政治领域，使春秋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活带上几分狡黠色彩。从《左传》所记载的那些与梦有关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梦曾经作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事件，在政治操作的各个重要程序中发挥了特殊的魔力。这是先秦的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与周代的梦占政治语言化相比，春秋时期对于梦占语言的运用，更显示出明晰的政治功能。占梦从段以前的与神交通，到殷时期的作为对神秘信息的解读，从周文王开始掌握梦占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