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神秘预言及其文献来源

《左传》栽录有大量极为灵验的神秘预言,其范围包括星占、梦占、卜筮、相人等各个方面,从理性与常识的立场来看,这些预言既不可能是实录,又不尽是左氏的附会,与《左传》中借助贤人君子凭借“德”、“礼”原则进行的预言源流不同。在《左传》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大量分类编纂的专书,《左传》作者广采当时文籍,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这些神秘预言应当所来有自,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卜筮、杂占一类的术数类专书。     

《左传》事始:以"初"为核心

《左传》依时叙事.《左传》事始,或以具体时间,或以模糊时间.其模糊时间的体现方式有二:一为"……也",一为"初".在《左传》中,单字成句,起领起事件作用的"初"共有100处,一般通过"初+时间+结果""初+评论或预言"两种形式与正文结合.观察《左传》以"初"领起的事件,一则事发于清萍之末,又有祸起于萧墙之内,再则义见于因果之间.以"初"补入或插入事件是《左传》保证依经、依时叙事体例前提下,为使事件完整丰富而创设的叙事手段,基于叙事需要,也显示了作者主观结构事件的意愿,同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左传》的叙事视角.     

论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

一解读余华早期小说，可以感觉到叙事者刻意赋予故事以某种“虚拟情境”。《18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欺诈与暴力，《河边的错误》的疯子连续杀人，《一九八六年》疯子的自我施刑，《现实一种》中的一家人的互相残杀，《古典爱情》中的人吃人，《往事与刑罚》中的精致的酷刑，《鲜血梅花》中的戏拟仿写，都设置了一个与日常现实有相当明显距离的叙事语境。寻找其早期小说文本与某个历史时间段或某个历史事件的联系并不困难，但这不是最佳的解读方式。在其早期文本中，余华试图通过寓言般的书写获得一种隐喻效果的企图是明显的。余…     

《左传》梦占预言应验原因探析

<正>在先秦典籍中,《左传》好预断吉凶祸福,其预言之多有应验也引起了后人的非议。《左传》中的预言可分为推断预言、卜筮预言、梦占预言及灾异预言四类。本文主要论析梦占预言应验的原因。     

论《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较为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其载史年代大致与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相当。从体例上看,全书可分为经、传和论。经、传是正文,比较详细系统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是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论是作者本人的发凡立论,在书中主要以“五十凡”和“君子曰”的形式出现,是我们研究《左传》作者思想最直接的材料。在《左传》书中,经、传和论相互印证和深发,使作者思想从不同侧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本文拟以《左传》中的“君子曰”为主体,综合传、论两方面的有关材料,对《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的探讨。     

“新历史小说”的当代嬗变

“新历史小说”的当代嬗变王世城历史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从《春秋》、《左传》到《史记》，再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历史作为一个清亮的文化源头，时时介入混浊不清的现实。只不过，历史写作从来不是为写史而写史，它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次历史书写总...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左传》的文章观及其启示

从《左传》谈论礼、乐（舞）的过程中,可以窥见其所蕴含的“人文”本自天地、以“致中和”为美学原则的观念,并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折射出《左传》对文章的看法。而《左传》谈论《春秋》的写法则从正面反映出其“两极共构而致中和”的文章观。《左传》讨论“和”与品诗等言论进一步佐证了其所秉持的文章观。《左传》的文章观同时也反映在其自身的行文方式上。《左传》的文章观对解读《左传》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

“三恋”系列小说(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关于性事题材的小说,作为性叙事文本,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唯性主义”特征:就性事发端而言,是非情、非爱的;就性行为本身而言,是非心理、非意志、非思想的;就性事效应而言,是非目的、非功利谋求的;就叙事动机而言,是非引导、非评判的。     

浅析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思想——以《史记·晋世家》为例

本文从分析《晋世家》叙事结构出发,通过勾勒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为史料选取的标准,即以“六艺”为考核《春秋》、《左传》和诸子百家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一事实,揭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在建构历史叙述中,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贯穿并决定所有史料选取的最终标准。     

布罗代尔的“历史空间”论

布罗代尔以历史学家身份闻名于世,但地理因素在他的历史思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布罗代尔对地理学的认知,支撑了他的历史思考。他尝试在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将二者融会起来。这既是“时间地理学”的要点所在,也是“历史空间”的要点所在。其原因在于,布罗代尔深受其所处时代地理学的影响,同时强调“总体史”研究和建设一门“综合学科”。从时空统一的角度看,这展示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融合。注重历史性、整体史与区域史、空间层次性和历史空间叙事,是布罗代尔对当下历史学思考的价值所在。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经济新常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涵--基于《共产党宣言》之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一提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只有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高度，才能看到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是历史的出发点，落脚到世俗世界的世俗结构和世俗存在，这就是“经济”这一现实之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流变特质，“新”是对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时间空间坐标”之辩证思维方法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常态”是在“流变世界寻求确定性”之马克思独特“历史理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并且进行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的语言范式转换，因此，“经济新常态”由于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蕴含而高屋建瓴。     

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左传》饮食叙述略论

《左传》中有大量与饮食有关的叙述。结合相关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来看,这类叙述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饮食在春秋时期的各种功用及时人对饮食功用的充分发挥,为中国饮食风俗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一笔,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和风俗学价值。结合饮食特别是周代饮食的特殊之处以及《左传》本身的特点来看,《左传》饮食叙述对全书的观念表达、深度构建、结构安排、人物描写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呈现出活泼多样的艺术色彩。此外,《左传》饮食叙述也颇具沾溉后世文学之泽。     

清人王源《左传评》重“奇”之义蕴抉微

"奇"是清代实学代表人物王源评点《左传》的关键词,在内容、形式评点中皆有体现。借助《左传》具体文本的评点,通过同类相联、正反对举的反复申述,王源将"奇"之内涵赋予"变""活""正"等多重意义,将传统的奇文观念"美文化",以奇诡、辞达、自然为奇文,使"奇"具备了多重文学批评的功能。身处易代,酷爱兵法,好奇人奇事奇文,一生坎壈,皆为王源尚奇批评生成之根源。对明清八股时文取士的不屑,对清初文坛亦步亦趋效法唐宋八大家的不满,使其《左传》奇文评点具备了不同时俗的意义,浸润了明确的针砭时弊与经世致用的色彩。王源《左传》评点之重"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性特征。对此进行考察,可望为揭橥评点的阐释范式、话语体系等提供可行性研究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