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私有共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内在机理——以浙江省M村水田治理为例

“私有共治”是产权与治理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是一种具有良性自主治理能力的集体行动模式，通过“公共利益”等公共性元素的存在及作用机制，实现了形态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而达到共益共赢的治理效果。分析传统时期农村水田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个案发现，共同利益、权威主体、自主组织、共享规范是开展“私有共治”集体行动的条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权变机制是形成民间社会自治规则、实现有效自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来，应在吸收传统的“私有共治”的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引导他们通过创造条件、创设制度、创建机制等开展自主治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互动型治理: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逻辑阐释

农村环境治理是多方主体不断互动、反复磨合的复杂协商过程。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影响下开始实施,符合国家环境治理的大政方针,却不一定满足农民的“口味”。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村庄内部的组织引导与管理方式创新,促进农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并根据实践经验来调整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最终形成一些符合农村社会、具有操作性的垃圾分类制度。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不仅是地方社会垃圾分类机制设立、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也是农民在垃圾分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塑造分类行为的过程,还是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在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下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     

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农村环境日益恶化.改善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环境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文章以农民环境权保护为视角,认为“乡政村治”是我国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模式,阐释了我国乡镇机构行政管理权能与村民自治权能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当前“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从制度、运行机制及思想意识层面完善“乡政村治”,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实现农民环境权的有效保护.     

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山东省S县刘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动员”机制,其特征是通过党组织建设、组织嵌入与组织动员三阶段实现基层自治。首先,基层党组织通过成员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焕发组织活力;其次,基层党组织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最后,通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嵌入之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达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实践,以取得良好的基层治理成效。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地方实践——以贵州厕所革命为中心的讨论

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础，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调研发现，农村厕所革命开展以来，贵州改厕数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住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这些成功经验与完善顶层设计、强化组织领导、多方筹集资金、加强监督指导的做法密不可分。调研显示，进一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仍存在资金筹措压力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技术模式科学性欠缺、区域内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进而提出：应在“多渠道”“多方位”“多途径”“多方式”对策的观照下深化与完善贵州农村厕所革命，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贵州样板”。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优化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从清洁乡村、美丽乡村到生态乡村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积极引导和激励公众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环境治理工作模式,公众参与初显成效。同时,因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出现了村民参与内部动力不足、“搭便车”现象等难题。应借鉴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的精髓,关注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内外奖酬、满足感等因素对激励过程的影响,从目标驱动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完善激励机制, 形成激励→努力→绩效→奖励→满足等激励链的良性循环,优化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