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梅村采取了“行政引领自治”模式,其核心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激活村民自治,在组织框架内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思想引导与民主协商机制、精英吸纳与带动示范机制、知识融合与因地制宜机制以及自主服务与社会规制机制,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尊重农民生活实践,通过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建设美丽家园。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由政府直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弊端显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应实行重心下移、保障下倾,鼓励公众参与。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立法来看,公众参与无法可依。随着户籍制度放开,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未来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应是城乡统一立法,制定"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条例",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机制与方法,为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同时,以政府放开环境治理资源垄断为前提,嵌入配套措施,发挥企业、社会组织中介作用,树立村委会、农民主体地位,来回应农民对于"美化家园、清洁乡村"的现实需求。     

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对策

安徽省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不仅是农村"宜居"的前提,也是农民"兴业"与"文明"的载体。安徽省农村环保难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四重"、"四轻"的制度缺失。因此,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对策,必须以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农民最想解决的垃圾、道路、农村绿化等环境问题入手,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农村环保队伍、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机制、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和促进农民环保自治等方面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保障。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模式及长效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关乎农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也是事关我国"生态宜居"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整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农民自发治理、政府主导的"三级管理"到"第三方治理"的模式演进过程。以江西省为例,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呈现出参与主体明晰化、运作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制度建设体系化等特征,并初显成效。借鉴江西省经验,通过厘清参与主体的环保责任、激发第三方企业活力,鼓励农民参与治理,完善监管体系等方式,构建市场竞争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监督管理机制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值“释放”的新思路——基于成都和无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的比较

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的途径只有政府征收,这无疑束缚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通过比较成都市和无锡市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与实际效果,发现成都模式所采取的农民集体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引导和监管的方式,是还权赋能的做法,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模式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由此得出,在农村的后发增长路径中,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来释放农村土地价值是一种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创新提出建议:政府可考虑还权赋能,放弃对土地收益的垄断;政府与市场进行合理分工,加快农村发展的进度;加大土地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以农民集体推动为主,保护农民利益,进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等。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求逐步摆脱法律、制度和意识上的瓶颈制约,坚持农民自愿、政府引导的原则,不断创新建设方式,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促进居住区的和谐发展.     

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规训与惩罚：浙中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逻辑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前提。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促进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形成。这一环节的设立,不仅需要外部政府环境管理制度的支持,还应结合农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集体经济等来对村民分类行为进行规训与惩罚。正是根据上述要求,浙江中部农村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建立起符合当地农村社会特点的垃圾分类机制,村民也养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行为习惯。     

村干部职业化制度下的“半职业化”实践——基于鄂东W村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实践特点分析

不同于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职业化是体制与社会基础自然匹配的过程,在资源条件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村干部职业化呈现出体制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状态,“半职业化”的特点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在形式上初具“官僚化”的运作逻辑,二是该逻辑具有不彻底性,难以持续标准化运作。村干部“半职业化”特点是由多重历史及现实原因形塑的,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紧约束、资源紧约束压力下的无奈变通之举,这会带来传统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瓦解、基层治理经济成本上升及基层治理效果下降等系列后果,应当予以警惕。统一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在接触地方实践时应当有一个结合地方具体实践进行转换的过程,具体来讲,地方应结合分化差异较大的实践,构建制度标准与制度实践基础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环境治理悖论中的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一个智猪博弈的模型

智猪博弈模型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治理环境的行动逻辑。以"智猪博弈"模型讨论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环境治理偏好,可以清晰地描述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环保行动逻辑,解释政治晋升锦标赛制度语境下的环境治理悖论。依据博弈"规则制导"的核心启示,破解环境治理悖论需要以"放权"和"赋权"的两手,以位移制度开关设置和扩大预期制度红利增量的协同性制度变迁,督促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从"等待"走向环境治理的"行动"。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法研究

目前,农村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如何更好地治理农村环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职能以及农民参与权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农村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频发的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因此,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必要的,并且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法律基础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的分析之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以农民参与权为基点,建议在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行政法制监督等方面吸收农民参与进来,以期实现对农村环境更好的治理。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