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情歌的英译研究

羌族情歌中口语化的歌唱形式,羌民族地方色彩化的韵味,表达着自己独特的美学情趣.翻译活动在羌族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信息媒介沟通的作用.羌族情歌英译中音韵美的移植,使用英语诗歌中韵律,节奏,拟声等手法.文本,译者,听众,社会现实在翻译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为优美的羌族情歌在异域环境中获得新生而服务.     

羌汉情歌比较

羌族情歌是羌族民歌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羌族人民历代口耳相传下来的民间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所反映的思想基本上是健康的。这些情歌写得爽快热烈、痴情缠绵、凄楚哀婉,表现了羌族人民对爱情的向往和大胆的追求,对不幸婚姻的愤怒控诉。羌族情歌是羌民心声的艺术再现。     

中古时期口语书面语之争与“诗笔之辨”

王充、葛洪提出口语、书面语之争的关键之处在"易晓",此后口语、书面语之争表现在"诗"与"笔"的语言表达形式上,有着异向发展、不同追求。"诗"由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口语化,经曹植、陆机、谢灵运诸人提倡藻饰、对仗等,又发展至沈约"三易",回归口语化的"易读诵"。"笔"由曹操诸人的口语化表达,经历了越来越藻饰化进而成为与口语对立的规则化的骈文,但其各种规则也集中到"易读诵"上。而且,佛经也在追求翻译的"易读诵"。诗、笔、佛经同是"易读诵",却有回归口语化或对立口语化、转化口语化的不同,这就是诗歌与非诗歌、文言文与白话文、口语与书面语貌似天壤之隔而又有所沟通、有所融和,古代的文学语言正是在如此的循环往复中被人们运用着的。     

苏轼诗歌中数字的对仗

学界对于苏轼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考证、意象分析、艺术成就、情感表达等方面,忽视了其诗歌中大量出现的数字。数字对于诗歌等艺术作品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苏轼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数字对仗现象,从数字对仗所表达的多与少的对立与统一、数字与其他词性的词语相结合所表达的含义与效果、数字在诗歌中的艺术效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歌中的数理美。     

试论情歌的起源及其社会基础

我国对情歌的研究,若从汉儒注释《诗经》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是由于主客观等多种原因,这一工作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有关情歌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情歌的起源、情歌的价值、情歌与民俗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是个处女领域。而这些问题,又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诗歌理论所能包含、替代的。如诗歌的起源     

浅谈杜甫诗歌的语言艺术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语言大师之一,一生写了1400多首诗,影响广泛而深远。社甫在诗歌艺术上有着独特的个性,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与人生的完美,他对一首诗的艺术要求竞严格到"毫发无遗憾",在炼词句、用比喻、重点化、讲对称、用典故、口语化、意在言外等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审美追求和美学风范,成为中唐以后中国诗歌的圭臬。     

梅山情歌的孕育环境、种类与道德内涵

相对独特的梅山社会环境孕育出来的梅山情歌是包括梅山文化的湖湘文化的一朵瑰丽的奇葩。按照表达感情的方法,梅山情歌可分为思春歌、挑逗歌、赞慕歌、相思歌、赠物歌、相爱歌、思别歌、反情歌、规劝和讽刺偷情歌及怨媒歌等十种。其积极的道德内涵可概括为择偶重视真心相爱、与封建婚姻制度抗争,追求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追求专一的牢固的爱情、鼓励艰苦奋斗与勤劳致富等方面。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浅析羌族丧葬礼俗中蕴含的爱的教育及启示

丧葬礼俗其实质之一就是人类对于爱的潜在表达.从爱所具有的情感、友谊、审美、欲望等四个特性为出发点,可以清楚地看到:羌族丧葬礼俗过程就是对羌族民众社会情感、道德情感、审美以及友谊情感的激发过程,即是对爱的激发过程,也就是爱的教育过程.这个过程既表达了对逝者的爱,又表达了对生者之爱.羌族丧葬礼俗中蕴含的爱的教育给予我们几点启示:即爱的教育是对青少年进行生命教育的前提,是推动人与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现实中的体现.     

论党项羌人王翰及其诗歌创作

王翰,元代河西诗人,党项羌族。他出生于将军世家,少袭官职,青年之时即有能名,后留居全闽守将陈友定幕府。陈友定为朱元璋所灭后,王翰不愿臣服明朝,遂隐居于福建永福的观猎山,教子、赋诗十余年,创作大量诗歌,首首都值得吟咏诵读。在被明朝查知行踪、强征其入朝时,以自刎之举表达了自己不事二主的决心,体现了一个羌族人的刚直与守义。本文对王翰的身世与诗歌作了考证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