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苞的“义法”说

自方苞以“义法”论文,“桐城义法”几乎成了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解放后,学术界曾对“桐城义法”进行过一些讨论,在对“义法”一词的理解上意见未趋一致;有的同志认为“义法”是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统一要求;有的认为“义法”说意在宣扬程朱理学,为统治者服务;有的则认为“义法”重在讨论文章作法,是以“时文”     

提要钩玄 推陈出新——评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

自方苞揭橥“义法说”,至马其昶、姚永朴等以雅洁韵致为宗旨作文,论文,桐城文派在文坛上绵延流衍了二百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历史之久,作家之多,薰染之深广,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与桐城文派盛极一时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长期停顿于零敲碎打的阶段,一部不仅仅是胪列桐城文派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全面、系统地探索桐城文派创作与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分析桐城文派对现代散文、现代语言学、文章学影响的专著。却迟迟未能面世。这或许与桐城文派研究牵涉到整个清代乃至近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一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有关。在这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复先生的新著《桐城文派述论》,可称为桐城文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

桐城派作为散文正宗,曾经主执清代文坛牛耳达二百多年之久。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法”。但一般的讨论与研究都偏在“义”——即思想内容方面。其实,从文学的发展观点上看,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却在“法”——即艺术表现方面。在“法”上,桐城文人尤为自负的还在文学语言方面。散文语言,更是桐城文人所潜心研究的。自古以来,很多人对于散文语言的创造有误解,以为它和诗赋骈文不同,只要拉杂写来,自是一篇文章。一些政治家、学问家,以作文为余事,如宋代的道学领袖程颐明言:“今     

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曾国藩与湘乡派

湘乡派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面临根本性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标举桐城“义法”,但实际上却摒弃方、刘、姚的基本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以“经济致用”(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致吴南屏书》中均有表述)相号召,不但使濒于“文蔽道丧”、“浅弱不振”(黎庶昌     

回归还是漂流--质疑吴汝纶对桐城文派的"复归"

关于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的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吴汝纶在其发展中起了复归的作用.其实这一观点有很多疑问.以复归论者的三个论据而言,吴氏并非尚醇厚老确而黜绚烂闳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从他中年以后评文的言论和作文的风格中可得到证实义理、考据皆于古文文体有妨之观点不是复归,而是颠覆了桐城文派的理论大厦;重建辞约指博、清正雅洁之义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应变.吴氏的理论主张,深受其师湘乡人曾国藩的影响,他试图改造桐城文派使之适应新的形式.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近三百年文化嬗变中的桐城学术精神——以方苞、曾国藩、严复为中心

桐城派在近三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桐城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援引宋儒义理济于时用,形成了阐明儒道、讲究义法、长于通变的桐城学术精神.桐城之文在从雅洁的古文到通俗的白话文的发展过程中,恪守了文以见道的原则;在散文与骈体的相互对立与对骈偶形式的汲取中,体现了有物、有序的义法精髓;在上溯<六经>及与汉学、西学的冲突中,融入了经世致用的精神.     

姚莹与桐城派

长期以来,在桐城派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以派论文,只注重方刘姚曾;虽然有人承认桐城派的“法”有所发展,但多不推究他们标榜的“义”也有异同;虽然多数肯定桐城派的文章写得“有序”,但都认为其内容大都贫乏反动。总之,对于桐城派作家具体分析的文章比较少,甚至有一种简单化、一刀切的倾向。我想,对于一个文学流派,其主要倾向和共同特点当然是要研究的,但不要老是从“派”字出发做文章,以致堕入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

桐城文派,为我国自有诗文流派以来,流衍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派。它从开始到兴盛终以至末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本文着重介绍的是桐城派末流,对于前两个时期,只作简要介绍。桐城派开始于清康熙时桐城人方苞,他在所编《古文义法选》的“序例”中说明,古文根源于《六经》、《语·孟》,得其枝流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公羊》,《毂梁》、《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记数百年之言与事。必须通读全书,而后才可以取其义     

桐城派散文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

清代散文，自康熙、乾隆以后，以桐城派占绝对优势。桐城派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产生于康乾盛世，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相、姚斓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中经造成，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时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①的赞誉。桐城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代．经过了几次变化。本文试图勾勒出桐城散文在…     

刘大櫆的散文理论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古文学派的散文理论。在散文的艺术规律方面,他所独创的“能事论”超越了“文以载道”的“工兵论”,真正确立了散文所独具的艺术价值。在散文的创作要素方面,他不仅分析了“神”、“气”、“音节”、“字句”等多重要素,而且勾勒出它们之间彼此递进的系统关系。在散文的审美风格方面,他区分了“奇”、“高”、“大”、“远”、“简”等十二种风格,从而促进了散文美学品位的多样化。在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上,他对明清以来充斥文坛的八比时文的批判尖锐而深刻,同时又不一概否定时文作为一种散文方式的历史意义,因而比较辩证地处理了古文与时文二者的关系。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刘大櫆的哲学思想

近来,学术界陆续开展了对桐城派的研究,许多学者就桐城派的文论、散文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等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文章。但对这一散文流派、特别是对“桐城三祖”的文论之哲学基础则欠必要的探讨。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对“桐城三祖”的哲学思想,一般都判之为“鼓吹程朱理学”、“奉程朱为正宗”。这种不加分析,统而括之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曾说:“近代以还,文儒辈出。     

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会计特性的比较研究

在会计理论界,由于对会计特性认识的不同,从而形成各自的研究体系及学派.当前,会计学界对会计特性的认识有三种主要的流派:一是“会计管理活动论”派;二是“会计信息系统论”派;三是“会计系统控制论”派.“会计管理活动论”其立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需要性,是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内在要求所致.其基本立论是:(1)会计指的就是会计工作,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独立于会计工作之外的会计,会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要求就是会计科学研究的内容;(2)会     

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