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

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 ,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 ,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 ,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 ,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魏晋重实之风浅议

<正> 魏晋统治者中,曹魏集团有尚法之名而司马晋集团则以尊儒著称,然而察考当时政治却不难发现,两家政权不仅远非纯任法术或儒术,而且,对待各自立国所标榜的儒、法政治原则,也都采取了颇具投机性的实用态度。简言之,曹魏治国固好申商之术,所谓“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但为了统治的实际需要,并不忽视对儒学的利用。最高统治者屡下《修学令》提倡学习儒家典籍;而社会中的儒学大族和礼法之士,只要政治上拥戴魏氏,即能被网罗拉拢,与法家寒族之士同登廊庙。     

“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亵”之风尚

汉末魏晋以降,随着政治、社会风尚之变化,儒家礼法制度悖情违性之规范日益受到冲击,在通脱、玄化风气影响下,种种任情纵性之新现象层出不穷。汉魏之际,出自寒门的曹魏统治集团根本无视礼法,屡有命妇人出宴、参与聚会之事,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甚至以裸女舞蹈助兴。魏晋时期,士族名士普遍崇尚自然,其言行多与儒家礼法陈规相抵触,在男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在理论上重情,在行为上则放达,明确表示"礼岂为我辈设"。在优越的政治保障与丰裕的物质条件下,西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化人生观的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以粗鄙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以致在放达任性的名义下,种种淫逸风习甚嚣尘上,风靡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礼教约束最为严厉的妇女群体之风尚也有所变化,上层社会女性不仅敢于表达情感,而且公然冲击礼教,以致淫逸妒忌之风甚盛。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20世纪的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研究

本文梳理了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各种相关学说的内涵和思路,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和反思。作者认为,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礼法思想的超越根源;礼与法的关系;礼法的“无讼”取向三个方面。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要对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进行扩展性研究;第二,要探究先秦儒家礼法思想自身的理解和体悟方式,发掘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散发"的儒、道取向与意象转化

"被(散)发"本是人类早期的容止,经过历代思想家文人的增饰,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用以表达不同的理念:儒家以为纵欲违礼、蛮夷鄙陋之象,儒者通过对散发之举的批判确立儒家礼义的核心价值;庄子道家则赋予其蔑弃礼法、去除世缨的精神自由的内涵,赋予其正面意义;后世诗文主要在庄子道家基础上将之转化为诗文的意象,表达主体在纷纭世情中的心灵需求.     

荀子的礼法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礼的思想,把礼和法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礼法思想体系。“性恶论”是其礼法思想的人性论根据,“礼义之化”是形成礼法思想的渊源,“法者,治之端”是其法治思想的法家倾向。深入分析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意义,这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皋陶谟》论礼

《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备述礼治思想的篇章。皋陶是尧舜时代的"大法官",他提出的礼治思想被传统儒家视为万世宪章。《皋陶谟》的历史地位曾经因为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备受忽视。但是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路,就《皋陶谟》的历史意义而言,该篇虽然没有对礼法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它对于天人上下与典礼服刑的阐释,对后世礼法传统具有典范意义。皋陶公私统一的礼法思想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礼法传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法官,皋陶对中道德行的强调说明,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在根本精神上可以相得益彰。     

元明艺术思维中的民间色素对"理"与"情"的重注

元明之际,中国艺术思维虽承前朝而来,仍受到宋儒的影响,但元蒙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冲击,反而促成了将艺术思维引向民间.至明代,民间色素进一步对"理"与"情"作出重注,祝枝山、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更是大胆地解构着儒家道统,明代民歌,尤其是情歌,可谓彻底摆脱了礼法之定规,为激活艺术思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析我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儒家化的法制是中国传统的法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在中国历史上相传了两千多年。我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发展轨迹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中期“独尊儒术”是礼法融合的初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律”，儒家化进程加快；唐朝时“一准乎礼”，礼法结合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从儒家之失看魏晋初期之儒道融合

儒家"内圣外王"之人格的建立更多地依托于个体生命对儒家精神的信仰和坚持,而缺少一种坚强有力的外在规范,由此导致其在实践层面最终走向伪饰的可能.而道家的"自然"思想实际上追求一种天地人间的真性之流行,从而获得对治儒家之伪饰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之上,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初期的思想家们,展开了儒道融合的思想进路.     

荀子的礼学、人学与天学——兼论荀孟异同

荀子拿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把儒家人道学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做法。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结成群体、组织社会、维持秩序的必要设施,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通过解剖人性,他论证了两手并用的政治哲学原理的可行性。荀孟的理论分歧,主要不在人学方面,而在天学方面。荀子把义理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发展了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     

黄庭坚"心"意象中的儒与禅

黄庭坚对“心”这一哲学范畴的认识体现了儒家和禅宗对他思想的综合影响。与之相对应,其诗歌中有关“心”的意象组合反映了黄庭坚作为儒家士大夫和禅宗居士的双重文化人格特征。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