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新科学发展观

新科学发展观是国情和现代化及社会全面进步的合理选择,其理论基石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 会、科教互动平衡和协调发展。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人口与环境可持 续发展是前提,人口与科教文化可持续发展是手段,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基础条件和终极因素。重建公 平与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包括生产与消费的规范,人与物的现代化,社会与文化的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伦 理的升华以及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互动。     

接触与融合路径下的和谐文化

文化寓于语言,语言折射文化,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必然与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密不可分。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以语言的接触与融合为媒介,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又会进一步促进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语言接触与文化融合路径下建构的文化是一种语言、文化双和谐的优秀文化。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的相关性分析——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与自我意识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网络使用过度与依赖,与大学生过多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批评、较低的自我认同与自信心不足、消极的自我应对有关。因此,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与自我价值肯定,培育大学生的积极自我应对意识,有助于减少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过度与依赖现象。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中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之比较

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2种价值的冲突与契合。为了平衡媒体与法院的关系,美国的新闻制度与理念构造筑就了西方传统英美法系的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模式,针对中国目前传媒与法院的紧张关系,借鉴国外立法,合理构建中国特色的传媒与司法的契合机制,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更切实的保障。     

朝鲜半岛问题新动向与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

朝鲜半岛问题标示着东北亚区域和平与合作的趋向,牵动着有关各国的外交与安保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如何区分朝鲜半岛问题的内涵与性质,左右着东北亚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与成败。中国的东北亚战略与政策不仅着眼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更致力于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有关各国应着眼于区域大局,以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为重,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六方会谈等合作机制,使朝鲜半岛问题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构建的新契机。     

我国行政哲学研究概况与相关问题再探讨

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成果迭出。但人们对行政哲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存在不同的看法。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它主要研究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真善美与行政等内容。     

出版转型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

出版转型具有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经营机制的再造与经营理念的重塑,增长方式的调整与转变,竞争方式的提升与竞争理念的改变,产品形态的多元与升级,产品内容的独特与创新等六大时代特征。推进出版转型要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长远发展与当前发展,决策的科学性与措施的协调性之间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从对抗走向对话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模式：对抗、分离与融合各自表现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或隐或显的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科学与宗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界与宗教界应该摈弃前嫌,坦诚对话,用分离与融合模式化解冲突与对抗,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

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 ,只有民族的语言 ,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语言符号与形象是言与象的关系 ,言、象与意义、意境是言与意、象与意的关系。言尽象与不尽象、言尽意与不尽意的争论 ,以及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 ,历来见仁见智。在和合语言哲学语境中 ,尽与不尽、得与忘之间 ,若就一体圆融的不同层面而言 ,如形象世界与意境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 ,都是融突而和合的 ,不能“执著”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的合理性。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关于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思考

政府是资源的主导者,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好节约型政府,建设节约型政府对于提高全民厉行节约的意识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也是建设一个高效政府、有限政府、廉政政府的迫切需要,更是对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的考验。针对节约型政府建设的现状,提出建设节约型政府要从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强化干部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深化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创新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加强政府办公自动化建设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努力,不断推进节约型政府建设。     

苏轼饮食文化述论

苏轼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坛大家,而且是一位美食家、品酒师、酿酒师和园艺师.他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多的雅的意蕴,这主要体现在浓厚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上;作为学识渊博的文化人,开明士大夫中的一员,他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主张与人同乐;他喜欢亲自动手,从实践中品尝饮食的乐趣;他还特别注重食疗养生之道,等等.苏轼饮食文化的特色与他乐观开朗、富有生活情趣的性格相关,亦与他对儒、佛、道的信仰密切联系.     

《致西莉亚》的意境与韵律之美

《致西莉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剧作家兼诗人本.琼森的一首短小的抒情诗。诗作意境融彻、韵律优美,淋漓尽致的刻画了一个陷入单恋的男子如痴如醉的形象,并高度赞美和歌颂了柏拉图式的爱情,即纯洁的精神恋爱。     

词汇化程度的英汉对比分析

语义较为复杂的概念如果能用一个词来表示,即称为词化程度高;如果必须用一个短语来表示即称为词化程度低。词化程度高低的四个级别分别是单纯词、派生词、合成词和短语。词化程度高的词汇在这一语言所属的文化中受到的重视高,而词化程度低的词汇在这一语言中受到的重视程度相对就低。词化程度的高低折射着民族的文化。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文化转型问题研究

与消费社会的到来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会发生深刻转型。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具有显著的商品性、大众性、娱乐性和弱意识形态性。当下中国消费社会性征日趋显现,公益性文化向盈利性文化转型、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三大形态的文化转型,在当下中国尤其值得关注,文化转型和重建呈现＂和合＂趋势。与此同时,文化启蒙、文化纬度提升成为文化发展的强烈欲求。在消费社会语境下,推进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需要着力做好繁荣大众文化、振兴文化产业、改革创新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三个方面的工作。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和谐西部建设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快发展,为建设和谐西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西部大开发中建设和谐西部具有体现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张扬公平正义的理念、营造诚信友爱的氛围、成为充满活力的热土、构筑安定有序的环境、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的基本特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大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性的基础性作用,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动力,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着力点是和谐西部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     

谈谈连词的“再”

“再”不单单是副词 ,还可以是连词 ,它既可以单纯地修饰谓语作状语 ,或单纯地连接语言单位 ,也可同时起修饰和连接作用———充当关联词的角色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人依赖于自然，又能动地作用于自然，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演化发展的新因素、新力量。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灾害问题，而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自然生态的大倒退、大毁灭，是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其实质是人的危机、文明的危机，是传统价值观念、自然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危机。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直接缘于人类未能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自身活动的双重效应，深刻原因却在于私有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于导致并支撑这种制度的错误价值观和片面自然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要树立人与自然的整体现念。其次要解决好人类社会的自身问题，再次要依靠先进的科技成果，合理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能变换，同时还要合理调整社会价值观，这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基础、必要前提、主要途径和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