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从求真到致用:周谷城历史分期观的演变

周谷城的历史分期观发端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此后又几经演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定型.革命促使周谷城一步步地调整其历史分期观,并最终接受"五种社会形态说".学界大都把周谷城的历史分期观等同于"东汉封建说",这就忽略了其丰富内涵和复杂演变.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周谷城“文化综合说”的形成

《生活系统》奠定周谷城文化观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研究使周谷城意识到产业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周著《中国通史》的"中外文化汇合演进"说是其后"文化综合说"的源头和雏形,周著《世界通史》的编撰使周谷城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问题。1978年后,周谷城在上述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辟独到的"文化综合说"。     

中国古史分期新探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二十年代到现在,讨论已经进行了六十年。六十年来,研究成果虽然显著,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分期思想越来越乱,分期观点也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成文的看法已不下十种:西周初年封建说(范文澜),周宣王“不藉千亩”封建说(李亚农),春秋(东周)封建说(唐兰),鲁“三分公室”封建说(薛其晖),战国公元前481年封建说(杨宽),战图公元前475年封建说(郭沫若),“商鞅变法”封建说(田昌五),秦统一封建说(金景芳),汉武帝“罢黜百家”封建说(赵锡元),东汉光武“释奴诏”封建说(郑昌淦),魏晋之际封建说(何兹全)等。笔者认为,以上各家无论从分期理论、分期方法乃至最后分期观点,均欠科学。本文试图对此谈点新看法。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

去年冬季,我有幸参加了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讨论会和在上海召开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听了不少议论,读了多篇文章,获益良多,也有不少感触。有关两次会议的过程和情节,不拟在这篇文章中涉及。这里,只想按“问题”形式来谈一些会议的成就,以及遗留下来的事情。一长春会议的主要成就,与会的人喜欢说,从三种分期发展到六种分期了。但也有人带着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遗忘与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来关於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关於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有?滞不前的现象。有的同志说:“关於中国古史分期的文章,材料重复,论点片面,进展的情况是不理想的”。引用材料上的重复,是我们反有深入发掘,只好就大家全知道的材料,反复使用,不能在“无字”虚作文章。关於论点片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於某些古代史实,只是注意到一些现效,还不能掌握问题的本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古史研究中水平还不高,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而没有被注意到,比如: (1)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复性问题。我们不能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论埃内斯特·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及学者们对它的批评

本文以对长波"第二个拐点"原因的解释为重点论述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观点,就学者们对它的各种批评观点表明: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即"第二个拐点")的现象不违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纯粹的"经济领域是不存在的;虽然要考虑到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但它们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要以中间环节为中介。     

邓小平的精神气质及其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活的灵魂”深入贯彻到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在当代视域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创新，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发展和螺旋式复归。邓小平的实践历程，展现了他独特的政治风范和精神气质，其创新性理论必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思想史上留下“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异文与模件化套语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高度表达作者个性与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中,"知人论世"成为基本的评判准则。与之类似的,"赋诗以观志",即通过诗反观或推测作者的情感、品格与境遇,也反映了远离当时创作环境之人试图接近诗歌"初始"面貌的努力。然而,诗与人之间联系的相关度与可靠性并未得到深入的考量。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先唐古诗(包括乐府)中,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异文将使后世"一字千金"的评价显得暧昧可疑;另一方面,频繁且几乎以固定模式出现的某些套语迫使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从文本回溯到创作者或时代背景的努力能否达到。因此,"诗可以观"的古老理论面临着双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