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流为侠士说

纵横家在后世的流变，主要派分谋士、文士、侠士三支。流为侠士的一支，实为纵横家中以鲁连为代表的具有所谓“高行义节”的那一品类人物的流变。他们扶危济困，助人为乐，排难解纷，救弱抗强，继承和发扬了鲁连精神。不同的是，他们已从政坛转向和深入到民间；又往往目无法纪，自由放纵；末流者甚至称霸一方，横行乡闾，而与“豪暴”同流合污了。     

侠士与武士的社会学特征分析及对现代的影响

侠士与武士是中日两国在各自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都为各自社会历史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通过对两者在人文社会学特征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两者在文化精神、价值观念、道德内涵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侠士精神和武士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从《七武士》到《七剑》——武士道与武侠的文化差异

《七剑》在故事主题、七位侠客的形象塑造、斗争策略、讲述战争中的爱情四个方面参照了经典影片《七武士》。同时立足于中国的武侠文化,在侠士与村民的融洽相处、侠士的独立人格、抨击恶势力的刻画上有所超越,使《七剑》成为一部典型的武侠电影,也彰显了中国侠客和日本武士文化的本质区别。     

张旭冉：神完气足，芳华尽武

张旭冉气度谦冲、谈吐文雅，这和他于京剧舞台之上那个招式凌厉、动作迅捷的形象大相径庭。不免让人心生联想，想起小说里那些不露锋芒的侠士豪杰。曾有人说过，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不知张旭冉是否也曾心怀此梦，但从他儿时的记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武”有着与生俱来的情结。     

《汉书·邹阳传》所载"袨服"考

<汉书·邹阳传>载:"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该句中"袨服"不是指玄黄之服,也不是指武士黑色的礼服,更非泛指炫目的盛服,而是特指勇武的侠士门客的盛服.这种盛服以深衣为主要式样,腰间束带,纹样以云纹和几何纹为代表.袨服的材质为丝织,颜色靓丽,其佩玉、带钩、佩剑等配饰也雕镂精美.侠士门客身着袨服,反映了西汉初期的赵国民风开放和社会经济繁荣.     

从“山人”到“逸士”论陈继儒多重身份变化中的心灵位置

隐士，是陈继儒出于对现实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对其遗世独立行为的遮蔽；山人，是他对自身与现实世界的一种主动、尴尬而又智慧的把握；情种与侠士，是他以对生命的极度迷恋为前提，在内心的冲突与平衡下挤压出的心灵的解放，并由此来认识人的本来面目；逸士，是他的内心体验历尽艰辛后收获的玫瑰，也是他心灵最终的归宿。     

文如其人:林纾的侠义书写小谈

译坛泰斗林纾不仅在他的"聊斋体"小说中刻画了为数不少的侠士,而且本人具有极其鲜明、可敬可佩的侠义风范.其人其文,无异于书写了晚清民国又一段"文如其人"的千古佳话.     

论吴均军事诗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吴均军事诗歌中塑造了一群英雄侠士形象。在诗作中,他将自我形象融入其中,从而加强了军事诗歌的个人抒情色彩;在抒情模式上借助人物形象将内在情感与外在描摹相统一,体现了文人军事诗作的一大进步。     

大众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通俗化叙事

大众文化生长是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是新时期小说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语境,它深刻影响着小说的叙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刘绍棠的乡土侠士传奇到中后期的王朔写作与市场化的结合,反映了新时期小说叙事背离政治启蒙和精英话语而走向大众的趋势。     

论坛嘉宾精彩观点

我曾经是一个军人,那么军人就应该有一种正气和精神,特别是在听到各位侠士们的感人事迹后,又把我当时做军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焕发出来了。我们媒体有责任去提倡、宣传郑式平:见义勇为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上巳节俗演变的文学轨迹

上巳节是我国古代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的节日。它起源于春秋 ,兴盛于魏晋 ,至宋代以后逐渐衰落 ,但它的民俗习惯在许多诗文中保存了下来。文章试图从古代诗文的记载中勾勒出这一节日的民俗盛况。春秋时期它是人们去邪去秽、男女交游的好时节 ;魏晋时人们在这一天郊游宴饮作诗 ,由于皇帝的参与 ,民间习俗也上升为皇家礼俗 ;南北朝时则增加了骑射的内容 ,这些习惯一直传至唐代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论异国人才对秦崛起及统一的贡献

人才是促使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动力之一,在以争霸称雄为主旋律的春秋战国时代, 人才的向背对各国的荣辱兴衰更具有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秦通过长期大胆地引进、重用异国人才,扭转了本土人才匮乏的不利局势,使天下人才济济于秦.史实证明,异国人才是成就秦国兴起、发展以至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异国人才对秦国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秦国的政治改革、军事强盛、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也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先秦儒家对君民关系的思考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引起了诸多观念的变革。就君民关系而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的重民意识,重新对君民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民贵君轻”、“尊君爱民”等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表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检讨。这种检讨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一种较为原始的民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宋文宪公全集》(四库备要本)目录正误

<宋文宪公全集>(四库备要本)的卷二、卷三、卷六目录上存在比较多的错误.一是目录的顺序有误,卷三放在了卷六之后、卷七之前;二是目录与书中标题不一致;三是卷二、卷三、卷六中的篇目互相混乱.出错的原因可能是社会动乱以及竞争赶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