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法，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是奠基性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     

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一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戒”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二是毛泽东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思想先导作用;三是毛泽东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根基。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实现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国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启示。     

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

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脊梁.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续接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坚持弘扬毛泽东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他继毛泽东之后,再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完成了毛泽东提出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用新的实践锻铸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辨识“孔子”的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与历史批判方法，在“用”和“体”的层面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辨识、批判、重释、改造儒学的重要论断和哲学成果。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处置和辩证思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在辩证生成、曲折发展中发挥科学理论与文化传统双重效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但它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党的七大对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     

破题、定调、立论——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重要思想.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修改和发表的回顾,从破题、定调、立论等三个层次探讨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人文主题"与"语言生存"的深层困境--《狂人日记》"叙事策略"释读

<狂人日记>的文本存在,不仅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技法所开创的世纪性探索,而且是为寻求人文主题的语言生存,借现代小说独异的"叙事策略"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释读与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学释读,是准确而全面释读"鲁迅文本"的基本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