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故事化趋势

近年的纪录片创作表现出故事化趋势.纪录片故事化有其诸多原因并有助于加强传播效果.纪录片的故事化技巧包括细节、长镜头、组织拍摄、真实再现等方式.但纪录片的故事化不能构成对纪录片真实价值的扭曲.     

故事化背景下的电视纪录片创作

随着观众对电视节目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电视纪录片的故事化对纪录片纯纪录、平铺直叙模式的整体性构成了挑战。故事化背景下的电视纪录片创作注重借鉴和运用故事片的艺术手法,将纪录片叙事表现的真实性与故事片展示情节的艺术性有机结合,使讲述的事实对观众更有感染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世情小说中的花园形态与情节结构

世情小说是明代中后期盛行起来的一种小说类型,在诸多世情小说代表性作品中普遍设有一个形貌鲜明的私家花园,一系列花园物象成就了世情小说独有的美学意蕴和艺术效应,不同类型的花园形态也影响着情节的建构,从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叙事表达的需要,具体表现为通过花园的兴衰存亡、结构布局来构成情节之间的粘连、阻断、重构、排列等。花园的形态类型具有兴衰、对称与重置等形式,这些形式决定了情节之间的开合、对称与重置,使得情节结构与文中花园形式构成一致,花园担当了故事空间与形式空间的功能。     

略论当代纪录片的故事化和虚构

中国当代纪录片深受西方＂新纪录电影＂潮流的影响,故事化、虚构是其理论与创作联袂而行的两个重要倾向。当代纪录片的故事化,主要源于纪录片＂情节编排＂模式的选择和＂故事片化＂的创作理念;虚构作为＂竞争性真实＂与纪实同样成为通向纪录片深度真实的途径。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观照下,进而论述这一问题,以期加深纪录片研究与创作的理论自觉。     

《水浒传》“两头大中间小”的情节结构

古今中外小说的情节结构，一般都呈现出由小到大，逐渐展开的方式。即故事情节最初是由某个或者某些事情作为由头，然后沿着这些故事的线索，逐渐形成故事的高潮，再从高潮走向结局。但是，《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却是非常独特的．打破了故事情节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常规模式，采用一种“两头大中间小”（即两头线索多，中间成为聚焦点）的情节结构方式：在一百零八将上梁山之前，《水浒传》的故事情节线索非常多，分别写了王进、史进、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许多英雄故事，而这些英雄故事是由一个一个在情节结构上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构成的，不过这些小故事绝不是零乱和互不相关的，一个一个小故事的线索都集中向梁山发展．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情节结构的聚焦点。在一百零八将上梁山之后，故事情节再由聚焦点向外扩展，人物的命运又分成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进行，与一百零八将上梁之前的故事情节相类似。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情节结构，形成了《水浒传》情节结构总体上“散而不乱”、“形散神聚”的艺术特色，众多故事情节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内在的逻辑性非常强。     

牛郎织女故事的叙事群落——以山东沂源县牛郎官庄为例

在山东沂源县牛郎官庄村,"牛郎织女"是最重要的村落主题.在牛郎官庄,至少有四种以牛郎织女为主体的重要的叙事形式:故事、仪式、文献和空间.这些叙事形式之间相互论证、相互补充并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群落.这个叙事群落将牛郎织女故事与牛郎官庄的地方社会紧密地连接了起来.     

量刑情节的构成理论初探

从总体上讲,对量刑情节构成理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通过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比,可以对研究量刑情节构成要件的必要性,以及量刑情节构成要件的界定、类型、具体构造等得出初步结论.量刑情节的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的功能设定之间具有互动性:量刑情节的功能定位越明确,量刑情节的构成要件设置也应越清晰;反之,量刑情节的构成要件弹性越大,量刑情节的功能也就不确定.     

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纪录片画面语言的意境美

纪录片专家冷冶夫曾用五句话概括了纪录片的创作手段: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细节画面化。纪录片是以视觉艺术为本体的,它的故事、情节都应该尽量通过画面语言来表现。画面的冲击力是任何解说词、背景音乐都无法比拟的,     

论纪录片成功三要素：精彩的故事、撩人的情节、真实的细节——以故事性纪录片《解放商丘》为例

以故事性纪录片《解放商丘》为例,讨论了纪录片成功的基本规律：精彩的故事是故事性纪录片成功的一半;鲜为人知、撩人心弦的情节是故事性纪录片成功的支撑;真实典型的细节是故事性纪录片成功的亮点。     

论沈从文小说故事观的艺术运筹

沈从文不仅是一位抒情小说大师,更是擅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故事观艺术性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实践中:用故事来抒发情感;"求真"与"求美"、"写实"与"写梦"相结合;长于用情节的逆转手法;象征化的叙事等等,显示了极其深厚的叙事功力.     

1920年代报刊连载小说与报刊新闻的互文性阐释——以《人间地狱》为例

1920年代,依附于报刊存在的连载小说呈现出和报刊新闻互文的倾向.小说通过虚构故事,与社会真实相互印证,形成特殊的对话关系.这种互文性带有中国史传传统留下的明显的痕迹,使得小说对读者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构成产生深远影响,彰显出连载小说特殊的意义.     

试析《醒世姻缘传》情节结构中的双坐标体系

《醒世姻缘传》在情节结构上创立了我国古典长篇世情小说的又一模式 ,其总体表现为 :通过两个分别以晁、狄两家为核心的 ,由时间、地域、人物、理念等构筑的 ,相对独立的坐标体系 ,相互勾连、交织、渗透、映衬 ,来推进情节 ,刻画人物 ,突现主题。可以称之为 :双坐标体系式结构。     

用中国方式书写“无数的心事”——论李洱小说《应物兄》的叙述模式

《应物兄》在叙事上有很多富有意义的探索,它围绕一个叙事主线展开且叙事视角单一,却能借助人物的思绪、谈话及种种链接方法,形成一个驳杂丰富的文本。《应物兄》有意设置了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分离,用故事内人物应物兄的视角引发故事,再以超故事叙述者来解说故事,有效地规避了文本的零碎化。《应物兄》中每一节的标题设置富有深意,不仅是向《论语》的致敬,而且将整个叙事分解为众多独立的小故事,既让小说主题与诸多故事取得紧密关联,也同时让这些小故事兼有了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     

汉语自闭症儿童叙说话语的回指研究

本文通过采集视频短片复述的叙说语料，对比分析汉语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引入和续谈故事角色的指称策略，聚焦两组儿童在回指模式上的表现。研究结果表明，自闭症组引入故事角色时倾向于使用光杆名词短语，而“数量词＋名词短语”的不定指形式明显少于正常组；对于长距离的先行词，自闭症组续谈时仍倾向于使用零形式指称语，他们所使用的光杆名词具有较强的指向性而不具有回指性。就回指分布的典型模式而言，自闭症组和正常组存在较显著差异。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意象·韵律·结构与主题

诗歌是“带有音乐性的思想”,1 7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克鲁的“歌 :‘别再问我……’”,以细致的遣词创造出一系列生动的意象 ,以富有乐感的节奏韵律和协调一致的结构从整体上烘托和加强主题的表现 ,展现出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咏叹调。     

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

凯瑞·布朗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19年1月,凯瑞·布朗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理解。他主张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基础,植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解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政治与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部成功的中国故事,就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只有植根中国历史与文化,才可以理解并解决中西方的“幻象冲突”问题。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时间与故事话语活动

故事话语活动可被理解为“讲”、“听”双方共同参与 ,以故事为中介的交流活动 ,它时刻发生在当下 ,而故事由讲至听的过程决定了在时间向度上“讲”者在先、是已知者 ,听者在后、是未知者。因此故事话语是已知者与未知者发生在当下的对话。这一对话关系与故事活动的动机密切关联 ,也制约着故事的意义和特点。“讲”、“听”双方共通的内在需求决定着故事活动的持久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