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与汉初的黄老政治

秦亡与汉初的黄老政治田静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宣告了统治者单纯依靠法治思想实行统治的彻底失败。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及时总结秦亡的原因，调整统治策略，确立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统治思想，实行约法省禁、休养生息的政治。这一做法，在汉...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辨新

韩信求封"假王"之事,一直被学术界认为"借机争权"或"居功要挟以求利".仔细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当时不管是从楚汉双方力量对比,还是战争发展的态势,汉王刘邦均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韩信求封,并非是邀功请赏,而是从亡楚兴汉的战略目的出发,增强对齐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力量.刘邦执行军功封赏的原则,分封韩信为齐王,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能够利用韩信的势力,稳定齐这一战略要地的局势,为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太祖严驭宦官试析——兼及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代,宦官祸国最称惨烈,都导致一代王朝的覆灭。明在汉、唐之后,太祖朱元璋以严驭宦官著称,原本可以避免宦官之祸,但事实上却重蹈覆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明朝的兴与亡,都同朱元璋有某种扯不断的关系。这也就牵涉到了明太祖的评价问题。     

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学术界受《汉书》的误导,常把“秦汉”并称,不妥。秦、汉之间,应有“后楚、楚汉战争”;两汉之间,应有“新、更始之乱”等时期。《汉书》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全面作伪董仲舒传,编造汉武帝尊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且崇尚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不是《公羊》;《公羊》、尤其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武帝时期滋生酷吏的温床。同时,对学术界常说的“汉承秦制”也要正确理解等。     

敕勒族及其建立的“高车国”的宗法统治

敕勒族及其建立的高车政权,不仅具有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宗 法统治形式,而且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向封建化过渡。     

王朝观念、家族血脉与历史书写——萨珊帝国的起源背景与王朝合法性构建

萨珊帝国的王朝合法性渊源与其开国史背后的家族传承密切相关。从身世背景来看,阿达希尔一世具有波斯和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双重背景。阿达希尔一世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波斯人推翻帕提亚人统治的王朝更替,萨珊王朝迅速建立的背后是帕提亚和波斯两大贵族集团就在新王朝内部迅速达成权力分享共识的结果。而帕提亚贵族政治传统和凯扬王朝的合法性观念均深刻规定并影响着萨珊王朝对自身统治及起源的法统建构与追溯。从阿达希尔一世的神秘身世背后可以发现古代波斯王朝权力迭代过程的妥协性和由贵族养子的血缘过继来维持的王朝法统延续性。可以说,对帕提亚王朝遗产的显性否定和隐性传承共同构成萨珊帝国四百余年法统建构与迁移进程中看似矛盾却浑然一体的政治逻辑。而阿达希尔一世本人便是帕提亚—萨珊贵族血缘联盟的产物,由此可以窥见前伊斯兰时期伊朗贵族社会价值观念对萨珊王朝法统构建与延续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历史上的“二世现象”

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史中存在十分突出的“二世现象”。该现象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新王朝建立后，国家政权不是“二世而亡”，便有“二世之乱”。这种或亡或乱的“二世现象”，不仅反映了王朝更迭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专制社会权力传承的一种独特类型，折射了中国政治规范的两难状态和约束乏力。此外，“二世现象”还通过史籍、谏诤作为史鉴参与中国历史演进，成为中国政治活动内在的一个因素。因此，从“二世现象”入手，探讨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传承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论周、楚早期的关系

一、概论在西周一代,楚国历史发展的诸方面,无不同它与西周王室的关系密切相关。周、楚关系的基本方面,是周对楚的统治,和楚对周的从属。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两国关系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既有和平的交往,又有战争的对抗;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构成周、楚关系的重要内容。西周时代的周楚关系,根据其发展特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西周王朝建立到成、康二王之际,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周王通过“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形式,确立了周对楚的统治地位,楚国成为周室的诸侯国。但是,楚在周王朝的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韩琦与韩王庙

韩琦是北宋仁宋、英宗、神宗三朝重臣， 由于他在处理北宋内政上的突出贡献以及抵御外患的赫赫战功，先后被封为魏国公和魏郡王 。安阳老城内建立了韩王庙，其正殿为元代重建。像这样为纪念 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名人建造的祠堂，在全国也为数不多。据最新研究，韩琦是我国原国家名 誉主席宋庆龄的直系祖先。韩王庙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汉《易》与《汉书》

班固的《汉书》没有割断历史联系，他把西汉历史和古史联系起来，表明“汉绍尧运”，历史过程是天意决定的。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班氏论学术渊源流变体现出易学的通变思想。易学对班固写史产生多重影响。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从汉赋与汉画像的比较看两汉审美心理

汉代审美心理较之先秦有很大发展,对比汉赋和汉画像两种异质媒介在艺术旨趣上的同构可以发现,汉代审美心理明显异于先秦审美心理。张扬、宏放、繁丽、朴拙共同构筑了汉代的审美情趣,这是大汉气象的体现,也是楚文化的再次张扬。在根本上,这种转变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但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则这一审美心理的变化也是中华民族认识水平进步的体现。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显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同阶段对现代性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对现代性的确认和追求、对启蒙的执着坚守为明显特征,寻根理论的提出和此时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其精神特质。到90年代则发生了根本转变,怀疑主义与实践品格的文化性格凸显出来,对现代性的思考已上升到反思层面,对启蒙的态度不再为单纯的坚守,而是质疑与坚守并重,其思想呈现出成熟而清醒的特质,他90年代的随笔以极强的思想穿透力记载了作为一个时代见证人的思考。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韩琦与《安阳集》

韩琦是北宋时期重要大臣，他曾拥立英宗、神宗两代君主，为北宋政局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