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复音词研究——重叠式和附加式

一般地讲,汉语造词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语音造词和语法造词。《搜神记》中以重叠的方式构成的词,是运用语音造词法产生的复音词。在语法造词中,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运用词序方式造词和运用虚词方式造词。《搜神记》中有附加成份的词就是运用虚词方式造成的复音词。     

近代汉语象声词结构形式的历时演变

近代汉语时期,象声词在结构形式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总量上呈增长趋势.单音节象声词经历由多到少又增多的曲折发展过程;双音节象声词仍然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主要有AA式和AB式两种构成方式,“A+然”式也时有出现;多音节象声词大量涌现,在元曲中开始大为丰富,明清作品中保持和发展,其中ABB式、AABB式更是成为近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象声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近代汉语漫长的演变历程中,象声词的结构形式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趋于规范.     

名词隐喻造词的认知基础

名词的隐喻造词,是运用隐喻这种修辞方式创制名词,这一造词方式有其认知基础,体现了独特的认知方式和特点,本文仅从"参照物"和"目的物"这对关系来考察隐喻型名词中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词义的影响。     

AABB式象声词的构成及其词汇化

AABB式象声词经历了一个从加合形式（AA＋BB）向扩展形式（AB→AABB）发展的过程。唐以前加合式AABB多为叠音象声词两两加合构成。唐宋时加合式AABB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基式由不连用发展到连用。一部分基式连用的AABB加合式被重新分析为AB的扩展式。扩展式AABB是典型意义上的AABB式象声词。演变的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浅谈仿词造词产生的原因

仿词造词是修辞造词法中的一种,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类型.从结构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仿前式、仿中式和仿后式;从语义关系上看,可以分为类仿和对仿两种.这种造词方法得以产生是语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包括语言的系统规律和类推机制;外部因素包括社会和认知心理因素.     

修辞造词的重新定位和分析模式构建

修辞造词历来就是汉语词汇产生和演变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但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当下修辞造词及其相关研究的价值、水平和进展。修辞造词不仅是结果,更是根源和过程。探讨修辞造词的重新定位和分析模式的构建,不能不立足于修辞和词汇的实际关系。将修辞造词重新定位为一种造词法或一类造词行为,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其片面性,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重新定位,方能完整准确地揭示修辞造词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基于这一新定位的修辞造词分析模式,有必要将立足于共时、静态和系统的修辞造词法分析和立足于历时、动态和个案的修辞现象词汇化分析彼此联结,互参互证。而对于修辞造词法的分析,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可采取"辞格+非辞格"或"材料+用法"的分析模式,并在运作中兼顾科学性与务实性。     

2011年新词语的特点及创生动因

文章从语言学特点和创生动因两个方面着手,对2011年新词语进行分析解读,发现2011年新词语中三字词占明显优势,附加式合成词增多,同时涌现了很多类词缀,造词方式以类推造词为主。其创生动因主要源于科技的发展、新媒体的运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等方面的因素。     

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

本文所说的象声词,是指纯粹摹拟声音的词。这种象声词,一般的看法包括:单音的,单音重叠的AA(AA……),单音加单音重叠的ABB,单音重叠加单音重叠的AABB;双音的AB,双音重叠的ABAB;四音的AIiBC和ABCD。①在参加调查方言的实际工作中,深深感觉到吉林省方言里的象声词是丰富多样的,而其中有一类象声词,是在以前的著述中还未曾见到的。这就是“—AA”式和“—AB”式。     

复合词造词材料的语素化问题

复合词的造词法可以将语言系统内不同层级的成分整合在一起.在词义完整性的制约下,这些异质的材料只有取得语素层级的地位时,才能完成造词任务.本文以复合造词这一动态过程为关注点,认为复合造词材料在成词的过程中,有必要引入一个"语素化"的概念.     

双音节象声词研究

文章提出汉语叠音词语义平衡性原则 ,尝试探讨汉语双音节象声词生成叠音词的规律。双音节象声词对不同叠音式的选择 ,首先取决于双音节“AB”的语音结构 ,特别是两个音节韵母间的关系 ;其次取决于叠音词的语义平衡性原则。“B”起加重声音作用 ,无叠音式 ;“B”起延音作用 ,则有“ABB”叠音式 ;“B”为“A”的变体 ,则有“AAB”叠音式。此规律也适用于由四个不同的音节所构成的象声词。     

《石仓契约》俗字释读疏漏补正

文章对《石仓契约》中俗字释读疏漏进行了考释与补正。“//”均当为“背”的俗字,而非“堦”或“嘴”字;“”当为“此”的俗字,而非“尖”字;“”当为“短”的俗字,而非“缺”字;“”当为“尖”的俗字,而非“炎”字;“二小二勿”被误释为“二小二不小”,实为“二丝二忽”;“统纳”被误作“统纳”,实为“充纳”,“搭”被误作“榀搭”,实为“品搭”,其中“充”“品”分别受“纳”“搭”类化而作“统”“”。     

从称谓语及特定词看先秦婚制婚俗--以《诗经》为中心的探寻

《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与先秦婚制婚俗相关的称谓语与特定词,其结构和意义展示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字与制度及民俗的密切关系。其中,“父”“叔”“伯”“家”“室”“嫡”“小”“娣”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群婚制、伙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婚制;“妻”“娶”“婚”“薪”“父母”“兄弟”“媒”“归妻”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抢婚习俗、包办婚俗与赘婿婚俗。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探析——从家训看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和方法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内容和方法 ,具体表现为家训形式“种类繁多”、“多元推进”、“理论系统”、“文献丰富”等特点 ;家庭教育内容“家国一体”、“德教为先”、“崇尚人格”、“尚学”、“早教”的优良传统和“慈严相济”、“以身示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环境”的教育方法。这些优良传统和方法 ,对我们当今教育子女 ,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铸币税收益问题分析

铸币税即政府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 ,一般可理解为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在通货膨胀情况下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入小于其名义铸币税收入。铸币税问题的讨论一般是同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相联系的。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发国债为核心 ,财政赤字经常化。政府可以从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得到多少铸币税收入受制于三个因素 :经济增长对基础货币的需求 ,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以及货币需求对通货膨胀和收入的弹性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统一——对工程伦理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的反思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X人”式使感形容词的历时来源及其在西安话中的表现

为讨论汉语中“X人”式使感形容词的性质、历时来源,以及在西安话中的特殊表现,通过变换、插入和考察分布的方法,确定现代汉语普通话中“X人”的性质和特点,检索历史文献,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些“X人”的历时来源和发展过程;使用对比的方法,观察西安话中的“人”读阳平和轻声时“X人”的不同用法。研究认为,普通话中的“X人”形式表示“使人感到X”,属于词法词、复合词、形容词;这种“X人”来源于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该述宾结构最初表示一种具体动作,随后其语义发生“从动作到性状”的变化,表示一种抽象的性状;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有一部分“人”产生了轻声读法,成为派生词缀,这种“X人”的语义也就从“使人感到X”转变为“主语自身感到X”。研究还认为,汉语的“X人”形式经历了“述宾结构 复合词 派生词”的发展过程:汉语史上的述宾结构“X人”,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多数方言中都有的复合词“X人”,此时“人”读本调,表达一种“使感”的语义;这种复合词“X人”在以西安话为代表的部分方言中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人”读轻声的派生词,表达一种“自感”的语义。     

《民法典》评注的技术特征与知识需求

《民法典》评注工作有助于提升中国民法学的教义化、科学化水平,整合民法学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法律自信,同时构成与域外法学平等友好交往的中介。在“评注”的过程之中,要对法律文义、法律体系、立法目的、立法客观目的以及学理说明和经典案例等多种素材进行评论与注释,以注释带动评论、以评论推动注释。同时,在评注的体裁选择上,应当尊重官方与私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评注成果,在其中适当地分配“评”与“注”的分量,更要强调学生教材和普法读物这种面向初学者和一般读者的“评注体裁”的创作。因此,作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民法典评注”需要法学知识共同体结合准体系化的法典、多样的审判经验与研究经验、一致性的法学方法论,最终实现民法学的教义化的“共同知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