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伦理、环境伦理及科技伦理的生态逻辑——过程哲学的视角

伦理属于自然演化过程在社会中得以继续的最佳准则,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既自然又自觉地遵循着的一种关系准则。人类社会面对环境危机,需要环境伦理,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自然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延伸到自然,参与自然生生不息的共生过程。技术异化的解决,需要科技伦理,科技伦理从人的行为向度考察人类生而面对的危机,涉及危机的极限。“模糊界限”原则阐明了危机极限的内涵及其严峻的现实,这也肯定了科技伦理的意义,从而提出走向生态纪元是地球共同体的未来,也是伦理的追求。     

科技文化进化及其伦理价值认同

科技文化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在不断的发展进化中,科技文化撒播着人性的关怀、彰显着道德的理性以及展现着伦理的本质和向度。从伦理在科技文化进化中的地位和伦理之于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来看,伦理价值认同始终是科技文化进化的核心问题,因而也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论海洋伦理及其建构

随着海洋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文明开发与管理海洋的海洋实践行为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海洋行为引发的道德关注,将海洋伦理建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目前学界对海洋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和成熟的研究内容。本文以海洋伦理的内涵及建构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人类自身行为造成的一系列海洋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总结出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在阐明海洋伦理的内涵包括公共行政伦理、公共伦理和生态环境伦理的基础上,从个体、公众和组织三个层面进行海洋伦理意识、海洋伦理制度、海洋伦理社会以及海洋伦理精神四个方面的伦理规范体系建构,为规范人类海洋实践活动探寻自觉、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以期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完整。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国科学院学部2021'科技伦理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1年9月25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组织召开了2021年科技伦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学部道德委")主办,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规范与伦理研究支撑中心、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版纳植物园协办.会议以"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为主题,围绕"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主要构成、治理主体、政策工具""我国当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国际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经验借鉴""构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议"四个议题展开研讨,对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学部道德委部分委员、院士代表、相关部门领导、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专家、期刊及媒体人员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难以成"学"的"科技伦理学"

“以客观公正性、公众利益优先性为原则 ,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 ,造福全人类” ,这是“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的逻辑大前提 ,而这个“前提”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 ,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或科技共同体的头上 ;忽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 ;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 ;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 ;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 ,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 ,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 ,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科技发展与伦理文化

科技发展与伦理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伦理文化协调科技发展。表现为伦理文化规范科技发展的实践，对科技发展有不同的效应。它要求科技发展应避免给人类带来危害，而要符合人类的伦理要求。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改进伦理文化。表现为科技发展推动了伦理文化的进步，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伦理观念与习惯，并促进了新的伦理规范形成。同时，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如生命伦理，生态伦理，核伦理、网络伦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