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吗?——与金春峰同志商榷

<正> 在探讨如何评价唯心主义问题中,金春峰同志认为: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摒弃了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并包含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是促进哲学思想前进的一个环节,具有积极意义。”(见《读书》1980年第三期,《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本文。)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仅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金春峰同志。不当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伯牛有疾”现象探析

孔子在探望其德行出众却罹患"恶疾"的弟子伯牛时,曾发出"斯人斯疾"以及"亡之,命矣"的慨叹,伯牛因此被后人视为行善而遭祸的典型。世人在言说"伯牛有疾"时,通常将其与"颜回短命"、"子路菹醢"、"子夏失明"等相提并论。它们折射出的哲学省思是:天道是否定然福善祸淫,人的穷达寿夭与德行究竟有无关联,如何审视所谓的"天命"对于世间人事的影响等。在此意义上,"伯牛有疾"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孔子乐天知命、不怨天尤人、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伯牛有疾"现象最为积极的诠释。     

人的发现与失落——再论孔子的人生观

<正> 大凡研究孔子人生观的人,总不免会遇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不解而又不能不解的问题,即孔子一方面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日》),教人乐天知命、"无可无不可")《微子》),似是一位"宿命论"者;而另方面,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微子》),奉行入世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又俨然是一个"非命论"者.对此现象应作何理解?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者的阐释以及基于此而展开的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对孔子"知天命""畏天命"的再认识

天命观是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试图以儒家典籍为根本,引入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话语,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进行考证,分析了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道德修养论视域中的《论语》“绘事后素”章解读

孔子和子夏在《论语》"绘事后素"章中由言诗而及礼。由于这则对话简略且以比喻的形式进行,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玄和朱熹。子夏不理解诗中"素以为绚兮"的意思,孔子以绘画要先有绘画的材质,在此之上才能作画的回答给子夏以启发。子夏从孔子的回答中所隐含的思想引申出:在德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外在于人的礼的接受必须以内在的"礼之性"为依据。孔子对此表示肯定。     

王夫之论命运

在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探讨王夫之论命运有其特殊意义。命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人类从有智慧始,就反思命运问题,中外概莫能外。唐尧时认为命是某种外在力量,冥冥中支配人的命运。《论语》记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死生是必然的,富贵因人而异,具有偶然性。命与运既相联系,又有差分。命具有不变性、必然性,运具有可变性、偶然性。综观中外思想文化,命运随人生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而各说齐陈。所谓命运是指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在互相会通、交融作用中形成的生存经历、状态与生命必然、偶然际遇的一种价值评价的总和。王夫之从性命合一而万殊出发,度越传统不可变、必然性的命定论,提出"君相造命"说,不仅君相,百姓也可以造命。否定俟命、顺命说。之所以可以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命运,是因为主体人具有能动性、有为性,并具有"与天争权"、"与天争胜"的能量,所以主体能造命而掌握自身的命运。     

先秦儒家贫困致因思想研究

个人贫困观和结构贫困观,是源自西方社会学的贫困致因理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普遍认为统治者应该对百姓的贫困负主要责任,并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让百姓脱贫致富的设想,其贫困致因的核心思想可归为贫困结构观.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核心内涵,并嵌入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体系中的“贫困天定论”的影响超过了其贫困结构观,并内化为一种世俗的道德信仰或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个体思维、群体意识及统治理念.在许多国人潜意识中,至今仍然认同具有宿命色彩的“富贵在天”.以“责怪受害者”为核心内涵的个人贫困观在中国社会中没有成为主流贫困观     

孔子对儒家“终极关怀”的奠基——以《论语》论“命”为例

单音节的"命"在<论语>中有"生命"、"使命"、"命运"等三种基本涵义,而复音节的"天命"既是"使命"的源头,又与"命运"相联.这样,"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它基本上统摄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论语>通过对"致命"、"不辱命"以及"不受命"等"命"的阐释,表达了孔子对人类的生死、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活之终极意义的沉思,诠释了孔子终极关怀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圣与外王.后期儒家正是沿着孔子对终极关怀思想的这一奠基而一路走来.     

多元文化视角下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四境”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是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特征。云南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云南民族文化流失严重,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和民族性受到冲击。新时期,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正确处理好民族文化与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关系,注重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推动民族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百姓富”与“生态美”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百姓富"与"生态美"的良性互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科学地评价两者关系,对国家或地区进行科学决策具有积极作用。把"百姓富"分解为居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将"生态美"具体化为居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百姓富"与"生态美"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期为科学分析两者关系,搭建一个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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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活”概念的本体论意蕴

寻根究底的超越本性驱使人们不断寻找现实存在的根基,引发哲学对于"存在"本质的探讨,开启了哲学追寻本体论的漫长征程.西方哲学自诞生起,就开始了对终极存在的探索.然而,超越性的理性思维逐渐将人们带入了忘我之境,构建了脱离人和人的现实生活的实体本体论,超越本性丧失了原始的"生活"根基,传统哲学最终陷入自我封闭的魔咒中无法自拔.马克思则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以人的感性生存活动为人的存在根据,以人的现实生命为思想主题,以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为终极关怀,将具有开放性、生成性、未来指向性的"生活"概念上升到本体论的境遇中,阐发了"生活"作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可能性,实现了本体论的革命性转向.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共产主义:“物的解放”和“观念的解放”之统一

人类解放包括“观念的解放”和“现实(物)的解放”两个环节.德国唯心论哲学完成观念的解放,而马克思则通过实践的批判,完成“物的解放”.康德的对象化原理被马克思改造为实践的对象化原理,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而马克思的实践的批判构成黑格尔绝对精神客观化的现实环节.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的革命的批判,是以“物的解放”为基础的“观念的解放”,因而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