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辨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引起很多争议的一句话。"与"字应理解为平等、并列、相对于;应该把利、命、仁放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整个时代中去理解,不应只局限在这一句话中。利、命、仁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决不是平等的:孔子承认利,但不是功利主义者;默认命,但不是命定主义者;他的思想核心应该是仁。     

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

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的说法,因其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与对弟子的随机指点而呈现多元的意义,甚至引发墨子对儒家之"命"与"天命"说的批判。探究孔子对"命"与"天命"在概念上的意涵,及其为何如此诠解,正足以表征儒家之特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使命感,与面对主客无法和谐之际、人我疏离之情境下的自处之道。     

“五十而知天命”的时间现象学阐释

从十五志学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生命历程的自道中,"五十而知天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为了理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需要对孔子的生命自道进行一个现象学的解说.本文从年龄的现象学出发,结合孔子五十岁左右的生平事迹,分析展开了天命之知在孔子生命历程中的深层义涵·凸现了孔子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斯文之命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密切联系.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正——兼谈“五十而知天命”

"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被否弃。人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才能使其富有生机的肉体得以持存,对待性或有所对待是人的存在的一重规定,在这个向度上"命"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同对"道"的瞩望一样,对"命"的顾念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终极眷注。因此,问题不在于谈"命"与否,人生的境界即有不同,不在于孔孟之"道"被觉悟后,"命"是否为"道"所取消,而在于二者在孔孟的价值判断中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孔子在生死危厄关头勃发的殉道精神,可谓极其典型的道德崇高感,它是孔子持久地涵养着的日常崇高感即"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在特殊时刻受到某种"命"意识强烈刺激后极其璀璨的一闪。对死生、富贵价值和"仁"德价值的觉醒,对人生终极眷注之重心的转换,对"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觉悟,这是孔子对殷周以来根深蒂固的"命"意识之功能所以能作出富于时代变革意义之扭转的底蕴所在。     

庄子,孔子“同命”乎?!——“安之若命”与“畏天命”的内在联系

"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儒家与道家虽然分别阐释了"天命"或"命",然而这些解释都是与当时自然及社会生产力状况紧密相连,不能简单地将庄子的"命"等同于孔子的"命",亦或反之。实际上,他们在对"命"的态度与取向上有着内在联系。"畏天命"也好,"安之若命"也罢,都是重新拷问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必然。     

孟子仁政学说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创立性善论,并提出"仁义礼智"为仁政之"四端",从内在性上深化、超越了孔子的仁学,并将其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他将孔子的仁的观点诉诸"不忍人之心",并由此论性善,由性善论天与命,提出"民贵君轻",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理想,从而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本文追溯仁及仁政的由来,说明仁政学说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论儒学的道德性与艺术性——一个社会思想史的新视角

从学脉传承及风格上看,庄子在某些地方比孟子更接近孔子.通过庄子来理解孔子可以发现以往较少注意到的孔子之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孔子学说的志道、据德、依仁等条目都具有艺术内涵,"知"与"命"也可从艺术的角度理解.文章认为,道德与艺术合一是儒学的最高境界,后世儒学的得失可据此评判,儒学的泛道德化可用艺术化加以平衡,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之途或在于此.     

论孔子的"天命鬼神观"

孔子开创"人文之学",以"仁"释"天",以"义"克"命",悬置"鬼神"以立人生价值于求仁立德上,表现出反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其实质是对人的"自我主宰性"的肯定和尊重.     

孔子天命观的后现代诠释

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借鉴中西思想,吸纳了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以儒家典籍为根本,通过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的考证,提出了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到"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说"时"——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古代“时”的本义为“四时”,即四季,内涵着周而复始循环之义。“四时”由二分二至的历法观测而来,在取法于天地的整体价值观念之下,“时”又引申出“时中”的哲理判断,以及“时政”的政治标准。“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根源于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对于古今政治均具有恒久的参考价值。     

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遵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上古史进行了科学、严谨地考辨。其成果不仅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民族学史、民俗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古史辨派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辨伪精神,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辨伪,才能“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自"非"鼻"刍议

中国古代文字尤其是独体字,一般来说都有用形象来表意的特点,所以研究古文字理应从独体字入手。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未见过甲骨文等早期文字,在分析形声字时,不理解某些形符的特征,因而采用"以声定义"的方法,将作形符的独体字谬解。把"自"当"鼻"来讲,就是此例。     

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兼评"兴"起源于原始宗教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兴"和引起的所咏之词并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起"兴"的并非某种单一的"它物".而是由多个意象结合而构成的某种场景或情景,而原始宗教崇拜对象都是单一的动物、植物.<诗经>用作起兴的"它物"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生活的对象,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兴"起源于原始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与原始宗教没有必然的联系.     

求"虚" --语言学意义下"窗"的古今解读

从诸多关于窗的古文字造型中,可以窥视出中国古窗的形制、款式的历史信息.同时,中国古代诗文对"窗"的描写亦加深了人们对于窗的审美功能的理解,并且启发了建筑外部空间的设计方法.这种从"窗"反映出的语言意境及其影响下的建筑空间表达植根于东方特有的时空审美模式--求"虚",而且它影响了西方当代建筑中"窗"的审美取向,使之经历着一条"虚"化的轨迹.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左右逢源,炉火纯青--许渊冲先生古诗英译关键技法初探

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英译实现了他所提出的"三美"目标,他的翻译艺术精湛老到,炉火纯青,远非其"三化"之方法所能概括.文章拟对许先生在古诗英译方面的独特技法和策略进行小结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