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浮躁

浮躁－求学治学之大忌。凡求学治学成大器者，无不“疏其秽而镇其浮”，刻苦钻研潜心学问，为真理上下求索。 远离浮躁需知“天道酬勤”之理。心存浮躁者，往往急功近利，疏于用功。或取巧投机，热衷于著“大部头”、出“大成果”、得“大奖”。或稍有所成，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以虚名 世，无心探究学理。这二者的结果要么一事无成，要么遭人鄙弃。皆不是真学者所为。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将求学治学成功的过程分为三个层次，并以诗名取喻：“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     

新疆察吾呼沟古墓发掘及其研究

1983－198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南麓和静县察吾呼沟内外两侧台地上发现并发掘了五处古代墓群（编号一、二、三、四、五号墓地）。清理古墓葬约600座，出土文物3000余件。经研究认定：墓葬形制、葬俗葬式以及随葬品形体特征（其中三号墓地年代较晚，为匈奴文化遗存，在此不论）基本一致，故定名为“察寻呼沟口文化”或“察吾呼文化”。这是一种分布范围广，典型器物数量大，器物组合、彩陶布局、绘图方法独特的、具有浓郁地方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年代准确，特征明显。笔者自始至终参加了墓葬的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现就…     

屈原《涉江》四则别解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王逸《楚辞章句》云：“奇，异也．或日：奇服，好服也．”又云：“言已少好奇伟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朱熹《楚辞集注》云：“奇服，奇伟之服，以喻高洁之行．”陈本礼《屈辞精义》则云：“奇服，先王之法服，喻志行之不群．”诸家对“奇服”说法不一．愚以为“奇服”当指“长服”．这种服饰本是战国时代楚地流行的服装，为楚民族的特色，绝非屈原个人的爱好．理由有二，简述如下：第一、从考古发掘所得可以印证．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尽管画面内容带有神话色彩，但人物的服饰是以当时楚人…     

商汤“还亳”考辨

传统的商汤胜夏后“还亳”之亳为“南亳”或“北亳”的观点，考之文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难以立脚。“南亳”和“北亳”说在考古上得不到佐证。汤“还亳”之亳应该是郑州商城，这种说法，对应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也与成汤灭夏的历史状况符合。     

儒道互补新论──兼论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

关于人自己的内在人格和安身立命之事，这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已被鲜明地提出来了。这当然要首推儒家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仁”就是用于表征人的社会性的一个范畴。我只指出两点；其一，“仁”是人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内积。《论语·阳货》载宰我问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事，孔子问他说：当你的父母去世你为他们守丧时，“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说：“安！”子曰：“女安则为之”。孔子并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在孔子看来，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这种“礼”原来并不是一种单…     

价值观转变:“继往开来”如何可能

９０年代学术界的一大进步，是相当程度上摒弃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立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未来建设，必须要有“继往开来”的态度。努力发掘和宏扬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同时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创造富有我们民族特点的现代文化，已经呈现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诉求。但是如果不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传媒的标题之水准，我们必须追问：文化建设的“继往开来”如何可能？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主流价值观，这个问题就具体化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如问在价值观转变上做到“继往开来”？毋庸置疑，前辈和时贤…     

据之以史实：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记忆之形塑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首次细菌战实战试验造成的罪行，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产生了一批梳理先期史料和发掘新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历史真相是人类记忆呈现的真实。有关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之历史记忆，大致由1940—1941年间宁波当地的新闻报道、医疗卫生人员工作报告等的初始记忆、1949—1950年间伯力审判后宁波鼠疫受害人和鼠疫防疫工作人员的控诉记忆和20世纪60—80年代亲历者的“三亲”访谈回忆不断形塑而成。“敌机散毒”这一层累之记忆史绝不是臆想、编造或虚构，可为确证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新的证据。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化

我国传统优良的礼仪文化中的“中和”的精髓是一种“强国安民”之术，值得我们去发掘，它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名人读书法

华罗庚的厚薄法：书由厚变薄是阅读能力提高的标志。列夫、托尔斯泰的思维法：读书靠积极思维得到真正的知识。克尼雅日尼的有无法：要读书上没有的东西。巴尔扎克的反问法：读书要善于反问，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是问号。福楼拜的发掘法：读书要善于发掘，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未被认识的东西张之洞的三贵法：贵博、贵精、贵通。子思的五之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名人读书法     

王夫之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提出“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夫道者，有事之辞”等观点，明确表明了道对辞的依存性的语言哲学观。但他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李锦袭

桐城“六尺巷”故事，典出自清朝张英，虽是高官．还颇有气度，懂得谦让。据清《桐城县志略》：“张英．字敦复、乐园、溢文端．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文端公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之巷。”“六尺巷”今为桐城古迹。现城西后街，巷内竖有两米见方巨石，上镌有“六尺巷”三字。近年见诸报刊，也有作郑板桥，或何绍基、曾国藩和纪晓岚诸人。此等记述…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黄老学研究的新探索─—评《黄老学论纲》

由丁原明教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黄老学论纲》一书，对黄老学的界定和学脉等进行了新的探索。一、黄老学的理论建构对黄老学的界定，过去都把它称为托黄帝、宗老子的一派道家。该书根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黄老学的特点有三：“即一是‘道’论（‘气化’论或规律论），二是‘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的‘无为’论，三是在对待百家之学上‘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实质是以“道”为核心，而关于道与治国、治身怎样协调一致的学说。该书指出，“判断某人某著作是否属于黄老学，或在某人某著作中是否有黄老思想”，…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评汉初黄老思想的消极影响

黄老思想，又称黄老术、黄老学，是西汉前期统治者曾奉行过的一种统治思想。在汉代，人们对这种思想或称黄老，或称道家，并不加以区分。如司马迁说：“陈丞胡子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而陈平自己则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①。再如，《史记·礼书》称：“‘孝文好道家之学”，而《风俗通·正失》引证刘向的话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王充《论衡·自然篇》对黄老学也作了解释：“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油此说明，黄老学与道家学说实为一种思想。正如顾颌刚先生所言．黄老学之所以在老…     

试论嵇康乐论的玄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中心

通过研究嵇康对儒家传统音乐命题“声有哀乐”的批驳，及其对道家“道”、“和”的思考在玄学思潮和音乐形式上的运用与发扬，发掘其思想在特定历史思潮中的价值、在审美层面对主体自我的超越及其思想在玄学潮流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超前性及先见性。从揭示“名与实”、“音声之无常”、“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三方面对音乐与情感相分离的纯理性高度出发，探究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差异在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对音乐与情感的中介统一性及音乐回归艺术自然本性的价值意义。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域风絮,梅子黄时雨。

语出自贺铸《青玉案·横塘路》。盖以三者比愁之多，将抽象的愁思物化，出语新奇，富有独创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所取景物都是眼中所见，均属于春夏之交的横塘景物，富有美人迟暮的象征意味；二、抒情实写，将抽象的情思以三种景物物化表现出来；三，兴中有比，而且兼有赋，罗大经早已提出：“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兴中有比”的“兴”，在这里指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四、采用了博喻的修辞手法，词史上写愁的名句无外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只用了一种比喻，而此处…     

九尾白狐与中国古代的祥瑞观

九尾白狐与中国古代的祥瑞观傅军龙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狐有黄、黑、白三种，白色者犹稀。”《山海经·大荒东经》云：青丘之国“有狐九尾”，郝氏义疏曰：“九尾狐其色白也。”可见九尾狐、白狐实皆一也，故史书或称九尾狐，或称九尾白狐，或略称白狐。隋唐以前，...     

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教育价值

湛若水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明代大儒陈献章的学生，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思想。陈献章对此高度评价，并将“江门钓台”作衣钵传与湛若水执掌。湛若水在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升至礼、吏、兵三部尚书，创建书院，教书育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完善和丰富“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和实践理念。“随处体认天理”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指“静养”，更重要的是指在实践发展中“感悟”“认识”，“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而。”“天理”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自然之理、自然法则；二是指德性之理、道德法则，包括尧、舜、孔、孟以来的“仁、义、礼、智”等方面内容。体认天理的关键是勤于学习、涵养心性、努力实践。湛若水所述的“随处体认天理”哲学思想对当代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深入发掘和传承“随处体认天理”思想，有利于激励青年立志，勤奋学习，树立科学精神；有利于培养青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引导青年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有利于青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