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德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细细品来，这句话意蕴深远，富有哲理。诚哉斯言，我们应该以德为本求学·以德为尚治学，以德为首教学。 《辞海》释“德”为道德，品德。《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先哲荀子曰“道德纯备，智慧甚明”（《正论篇》）。我想，作力学者，以德为本求学是做学问的根本途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探究学问，发现真理，是学者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求学方向，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需要有厚实的专业基础、丰富的科学知识…     

求新·履新·创新

从事学术研究日久，我愈益诚服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两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考索”与“独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一个学者须同时具备且娴熟地运用，方可“以之推代而成岁功”。作为学者的品格素质，先能“沉潜”然后方能“高明”，     

读书治学三境界新说

我国学界早有读书治学三境界之说,其说盖起自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王氏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用三首名词的三种意境来描述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指治学者在智慧的汪洋中寻觅和确立自己的追求方向;第二境界指治学者在确立方向后的苦苦追逐和煎熬;第三境界指治学者经过     

痛，并快乐着

王国维曾以治学三境界来表达自己对治学的感悟:“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他所感悟到的“成大学问者”之三境界。我既不是“成大学问者”,况当今治学之景,与王国维之时,相差何其之大乃尔!故自然不敢言说“治学”之“境界”,而只想借用一句“痛,并快乐着”的时语来表达我20年来沉浮于“学海”对“做学问”的一点感悟。何谓做学问之痛?何谓做…     

浅议《论语》中的求学与教学

<论语>一书是孔门儒家的重要典籍,记载了万世师表的孔子作为杏坛第一人对他的弟子们的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相得益彰.<论语>中关于"学"之问题有多次探讨,或孔子自身治学讲学,或孔子教导弟子求学,其关于求学、治学、教学的经历、态度和方法对今日教学治学有重要指导意义.     

胡宗宪含冤自绝，汪道昆陈情昭雪

这一期《徽学春秋》有两篇文章有关苟洞。一为下文，一为丰吉先生对他治学内容的缕述。苟洞是个“农民学者”，骨子里却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贫贱不移的可贵品质，这与当下人心浮躁，盲目拜金的时风判然有别，其高古风骨令人起敬。     

钱大昕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论析

学界有些学者一直认为乾嘉考据学与经世治用的治学宗旨是相违背的，本文则认为此种认识有失之于偏颇，乾嘉时代最负盛名的史家，考据学的巨擘钱大听即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文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特别是他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以史为鉴，针砭时弊，从而将学术研究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此种治学精神对今日学者治学亦会有所启迪。     

“钱学”——心理求同之人学

钱钟书治学，“不信人间有古今”，且不以中学或西学为本位，而是立足于全人类，持“打通”之志，究中西之际，考古今之籍，求人类之同，成一家之学。早在１９４２年，他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这实乃钱氏治学纲领。读其《...     

从"资治"到"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

一、“资治”传统的批判中国人治史自古就有“资治”的传统。“资治”风格蔚为风气于何时 ,恐已很难确考 ,不过官史修撰风格成型于班固 ,当没有什么疑问。汉代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的治史风格正对应于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的传统分野。司马迁是究天人之际 ,笔法宏括人生际遇 ,个人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谓是“治学为己”的典范 ;班固乃官史之祖 ,虽有个性但蓄而不发 ,强使灵性隐于匠气之中 ,奉守的是“治学为人”的规则。到如今 ,以“为己说”成文者已成天籁绝响 ,为史挥发个性亦难上加难。理由是司马迁“游于艺”式的…     

荀学辨惑

许多年来，由于受“左”的风气的影响，有三股迷雾在荀学界飘荡着：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天人相分”论者；还有人认为，荀子应当归属法家。对于这三股迷雾，很有澄清的必要：荀子既承认“人性有恶”,也承认“人性有善”,与“性恶论”无涉；荀子既有见于天人之分，也有见于天人之合，不是“天人相分”论者。荀子接着孔子讲，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非但不是法家，而且对“以儒治国”有重大贡献。     

谈胡适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忠实鼓吹者，他在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表现有三：一、自觉的以小说考证为契机，意在给文人学者一把治学之门的万能钥匙；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推发力、摇旗呐喊，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三、在语言文字的“破旧立新”上以白话代文言，也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     

宋代“离骚”释义考索

唐诗有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为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之诗人，其《离骚》一篇，更为历来脍炙人口之作，古来即与《诗经》并称为“诗骚”，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之地位。然而“离骚”一词意为何解？今试结合历来学者之论，以评析话说，进而析论此名之含义。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以还①，学者已有论及“离骚”一词之义者，而于训解上则颇有歧义。其大旨之归趣，仍可加以协调。及至宋人治学，好出新义，其中即有学者项安世与王应鲜提出了“离骚”亦即“骚离”之说，其义颇为新鲜。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称事篇…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本栏目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从今年八月下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科研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的成果中选出来的,旨在引起学术界探讨治学之道的兴趣,开展科研经验的交流,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更加蓬勃的发展.为此,本刊除继续办好“中青年治学之道”专栏以外,还渴求刊载学术界老一辈专家、学者宝贵的治学经验.本栏目三篇文章的作者:赵池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绮、胡如雷为该院教授.     

国民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读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

尽管文化快餐或快餐式的文化已十分行时，连不少资深学者都乐此不疲，但对学术品位执着追求的，还是大有人在，我所认识的曾庆榴君可算是这样的一个人。80年代在武汉召开的一次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我听过他的发言，他当时所捧出的“餐品”得到的评价可谓不菲，包括我的导师王宗华先生在内都认为他那篇关于“迎江”的论文是颇有见地的。但此后多年，未见他多出成果。这或许有工作方面的原因，但我相信与他的治学态度有关。他执意走的是前辈学者所走过的那条诚实的求学之路，格守言必有据、审慎为文的原则，而不一味贪多求快。最近，曾庆榴所…     

“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

“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田卫平赵氏在入晋立国前，曾有过三次大的危难①。在这三次危难中，涉及面最广、为害最烈的要数“孟姬之谗”②了。它曾一度使赵衰后人陷入灭顶之灾的境地，因而也为后来“赵氏孤儿”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鉴于后世的一些研究者或将演...     

好将新作报春天——读冯友兰自传《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他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了解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是极有助益的。 《三松堂自序》所及的年代较长,诚如作者所说,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自序”者,“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我以为,这本书不仅仅是冯先生个人执教、治学生涯的总结,而且还以自己的经历,亲闻目睹,提供了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和学术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从文献与考古学角度论《左传》的“大屈”

《左传》之中提到了“大屈”一词，可是这个词语究竟有何含义？历代却无定论。在以经学家称著的东汉，大儒们对这个词语也同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而不能判定。两个解释，其一以为“大屈”为“弓名”，另一说则以为“宝金”。后世学者，多根据《鲁连子》的异文而多以“弓名”之说为确。可是从考古学角度看来，实在还有商榷的余地。《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子事公七一台，使长钱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孩后疆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日：一何贺？”对说：“‘齐与晋、越欲此久也。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     

“鸡三足”说

战国时期有一派学人，专门喜欢推敲事物名称和实际如何相当，得出了许许多多有悖常识的论题，惊世骇俗，日与人辩；因而被称为“察士”与“辩者”，或者叫做“形名之家”与“名家”；近世以来，更被谥以“诡辩家”的恶名，视为学术界的贫嘴汉。辩者们的论题中，有一题叫“鸡三足”。据他们自己在《公孙龙子》中解释说，鸡有三足的理由是：“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公孙龙子·通变论》）所谓的“谓鸡足”，是说名义上的鸡足，或足之名，或足之所以为足者；所谓的“数足”，则是实际上的足，或足之实，或足之为足。辩者们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