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

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国家认同感的隐痛与政治认同感的冷漠、技能文化定位误区、语言文化定位之困惑,以及行为规范社会化之冲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正视并积极探求解决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中邻国妇女的国籍问题,鼓励依法开展民主政治活动,确保孩子们接受有边境特色的教育.     

保山边民涉外婚姻与边境社会稳定

跨国婚姻,又名涉外婚姻,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且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保山4个边境乡镇居民与缅籍人员的跨国婚姻现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探讨和研究了跨国婚姻本身及其所引发的若干社会问题与影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跨国流动人口近年十分频繁,从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两个层面分析研究,其具有双向对流、流动量大、形式多样、结构复杂以及空间分布不平衡五大特征,这是由边境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云南边境缅籍务工人员管理问题研究

目前,中国境内的"三非"务工人员的最大的问题是境外务工人员管理规定已经不适应现实的要求。对它的解决,是正视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云南中缅边境地区,资本的逐利性同样使得缅籍务工人员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劳动力市场分工的一部分。作为云南边境外籍劳工的最大集中地——德宏州政府于2014年初实施的《德宏州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暂行办法》,手续简洁,并与一定的社会保障相联系,推动了更多的缅籍务工者愿意配合地方管理部门获取合法身份。德宏州为境外边民务工人员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既体现人道主义精神,规范了劳动力市场,避免企业雇佣境外廉价务工人员而排挤国内工人,同时也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富裕的愿望和责任。     

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现象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不仅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而且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发现其更多是受到民族国家制度与政策差异、市场经济牵引等现代因素影响。随着跨国婚姻移民现象的普遍化,其对边境治理的影响日渐深入,既有负面的,更有积极的。只有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善的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体系。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边境安全问题,即边境地区面临一定的侵扰、威胁和危害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扩散性等特点。现实中,伴随边境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各种边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和叠加,直接催生了边境安全问题,并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跨国婚姻、边境空虚化等具体问题。而每一种问题之下,又含有相互关联的多种问题表现形式。面对这样的情势,应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边境安全观的形塑、边境安全战略的构建、边境安全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优厚惠边政策的谋划等方面来对边境安全问题进行治理。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流变及其思考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似,两国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以地缘、血缘、语缘、神缘、族源、业缘、产缘、趣缘、志缘等为基础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目前,中越跨国婚姻还存在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国的入境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也影响到当事人的家庭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要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完善。     

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移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     

元朝、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思想之比较

作为先后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清统治者在治边思想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元、清统治者在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元、清两代在经营云南地区的具体做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元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表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光棍”现象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增多,跨国婚姻逐渐盛行,正在成为伴随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特殊的婚姻形成方式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本文基于对福建省松溪县的17对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进行的深度访谈,分析了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着重探究了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相互制衡,本土丈夫在夫妻权力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社会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和情感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是影响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     

韩国跨国婚姻发展趋势——配偶差异、婚姻稳定度及生育率研究

本研究回顾了近年来韩国境内跨国结婚及离婚的发展趋势,并探究了这些结婚及离婚夫妻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模式。具体运用了近期的微观调查研究结果以及结婚离婚注册在户的资料,检视了跨国婚姻中配偶之间的差异对于一段婚姻关系稳定程度的影响。此外,外籍配偶的生育率亦为本文关注的焦点。研究结果显示跨国夫妇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正如国际开放性假说所指,从社会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韩国社会对韩国男性寻找外籍配偶持更开放和灵活的态度。现行假说认为跨国配偶的差异性将增加婚姻解体的风险以及缩短婚姻的寿命,但这样的假设似乎并不适用于韩国的跨国婚姻。研究同样发现外籍妻子的生育率相对韩国妻子较低。     

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当前,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