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透析

西部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目前,全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民族自治县有258个,西部地区就占了224个,占了民族贫困县的86.8%。这里不仅贫困人口多,而且还有相当的贫困深度。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众多,并且集中连片分布在各省区的贫困地区。各省区的省级贫困县主要也是民族自治县,有的贫困状况甚至超过国家级贫困县。另外,非贫困县和散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分别从已经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和未列入上述两类,但事实上确属贫困这三个层次来描述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思考

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政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生活在祖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十分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完善我国现有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西部大开发中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大多数集中在西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将大开发战略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稳定。充分调动西部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发展。     

西部大开发中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大多数集中在西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将大开发战略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稳定,充分调动西部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及其对策探析

我国西部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尤其是农村,而其中大部分贫困人口又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是我国西部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探讨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民族地区的另类贫困--地方政府财政贫困问题

由于在我国政府确定的扶贫对象中只有贫困人口及其家庭 ,因而事实上存在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贫困的问题 ,往往被忽略了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地区深度的基层财政贫困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基层财政贫困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 ;既有上级的因素 ,也有自身的因素。“官多扰民” ,基层政府财政贫困“更扰民” !基层财政贫困与群众贫困存在着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关系 ;而消除基层财政贫困往往成为消除群众贫困的前提或基础。发展要有新思维 ,改革要有新举措 ,必须把对贫困群众的扶贫与对基层财政贫困的扶贫结合起来 ,开源与节流相结合 ,自身努力与上级财政扶持相结合 ,西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为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地区的群众贫困与政府贫困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发展

民族因素是西部地区的特殊＂区情＂,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开发、大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发展提供了绝好契机。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实现自主发展,才能实现本地区的自治和真正繁荣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发展,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民族自治地方实现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道路、途径等重大问题。     

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运用好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亲和力的提高有很强地推动作用。地方政府形象得到良好塑造,民众对其的认可度也会大大提升。同时能够促使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的提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少数民族干部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着其特殊作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后继乏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做好民族工作的意义这三方面展开论述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开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

对目前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分析出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原因,针对问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应做到：大力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学校体育教学结合的实践并总结经验;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师资力量培训;结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学校体育教育为基础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利用优秀的、民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使学校体育呈现多元化和小型化;拓宽经费来源,形成多渠道的资金投入。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减缓城镇贫困吗？

以西部民族地区为研究样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公路、铁路交通运营里程及其运营密度的提升将显著降低城镇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状况。分类型看,相比铁路交通,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城镇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交通运营里程,交通运营密度提升引致的减贫效应更值得关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推进城镇减贫,而其商品流动促进机制很可能会恶化地区的城镇贫困状况。为此,更好地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需要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通内联与成网建设,优先发展与城镇贫困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普通民众的交通可获得性。     

桥头堡建设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桥头堡建设发展战略的提出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桥头堡建设首先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其次才是云南省的发展战略,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国际合作内容.桥头堡建设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要进一步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努力提升云南自身的开放水平和层次,努力促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尽快实现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的战略目标.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主要内容,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分析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模式,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产业的发展战略,对创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才开发、权利保障与反贫困——基于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经验分析

西奥多·W.舒尔茨和马蒂亚·森认为,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素质和权利保障才是解决贫困的关键。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表现都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贫困问题因为面积大、程度深、人口多而一直备受关注,贵州同是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就有36个之多。因此要持续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构建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法律保障机制。     

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健康旅游资源开发战略

对于旅游行业而言,健康旅游时代已经来临。在国内,健康旅游潮流涌动,已经成为旅游业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气候温和,温泉、森林、湖泊、山地、多姿多彩的民俗等丰富多样的资源为健康旅游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多民族的保健、康体等自然疗法为健康旅游提供了丰厚的题材。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健康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云南少数民族健康旅游资源的开发战略,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建立本地的健康旅游产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