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肃申毛驳郑的《诗》学观

本文以王肃《诗》学为中心,概述了魏晋之际经学大师王肃《诗》学之内容、特点及地位,认为王肃《诗》学的主旨是申毛驳郑,其《诗》学地位不容忽略.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郑玄《毛诗传笺》置疑

《郑笺》较之《毛传》多所不同，孰是孰非应加以考辨。早在魏晋之间王肃与王基等人曾经展开“申毛难郑”与“申郑难毛”的论争。清代乾嘉以后，戴震、焦循、胡承珙等人以至近入黄侃、黄体叔侄，皆以审慎的考辨断定《毛传》胜于《郑笺》。故此支持以上诸家意见，摭拾其说略加爬梳，从六个方面对《郑笺》提出置疑，以为《郑笺》改易《毛传》，或主三家诗说，或主谈纬家说，大都是不足取的。因此昔日论者所谓郑玄推倒个文经学云云，恐不符合实际。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略论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新趋向的开创

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一直被学界忽视。考察此期产生的一百多种《诗经》研究专著可知,其门类包括义疏类、名物类、《诗》音类、《诗》图类、《诗》谱类、《诗》品类等,这与汉代以比附政治伦理为特点的章句之学明显不同。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诗经》研究,突破了经学一统的局面,开创了诸多新的趋向,对后代《诗经》学的全面展开有重要启发意义,甚或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奠定了后代《诗经》学的基础。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胡适：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而且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戴震对汉、宋诗经学的解经取向

戴震诗说建构在汉、宋诗经学基础之上。戴震说诗时既能铺陈汉代诗教思想,又能吸收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文本主义思想,不过,戴震所主张的文本思想隶属于《诗经》的经学本质。如同诸多经学家说诗一样,戴震也未能冲破经学说教的牢笼而落入了传统的窠臼。     

《诗经·王风》属地考——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王风>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周王城一带的诗歌,此说自汉以来相沿至今.当代<诗经>研究专家张启成教授根据三家诗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认为<王风>就是王畿之风,即是周代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地区之间的诗歌.其实,三家诗的原始材料与毛诗学派在<王风>地域的观点方面并没有分歧.张先生是通过置换概念内涵的方法,将宗周也视为王城,然后,通过实例牵强地说明<黍离>、<君子于役>产生在长安以西,与东都洛阳无涉.因此,其说不足取.相反,东汉郑玄的观点因为其客观、科学与集大成性,二千年来一直为<诗经>学者所遵从.     

日本笔记中的诗经阐释学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经典文化,深刻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包括笔记在内的诸多文体中都有《诗》学遗存。日本笔记中的大量引《诗》论《诗》材料,是目前日本诗经学研究不曾关注到的重要文献。鉴于笔记文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特征,自有其不同于一般《诗》著的多重学术价值。笔记引《诗》作为用《诗》方式,展现出更为广泛的日本《诗》学生态。笔记论《诗》则丰富了诗经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探究日本经学异域思维的生动案例。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关于《诗经》再评价的几个问题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 ,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 ,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 ,从观念到方法 ,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 ,使受益的我们 ,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 ,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 ,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 ,也有待我们来更新。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古人说它是“圣经” ,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 ,…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诗人论《诗》,把握诗的特质,发掘诗的真谛和艺术精华;学者论《诗》,学识渊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翔实;战士论《诗》,思想激进,以科学和民主涤荡封建经学和陈腐观念的积垢。闻一多兼得三者之长,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闻一多的《诗经》研究著作,除旧版《闻一多全集》已刊十种和早已佚失的《诗经长编》外,据其女儿闻(惠羽)钞录,北京图书馆存闻一多治《诗》遗稿尚有:     

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经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西汉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论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西汉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魏晋时，王肃作《尚书》、《诗》、《礼》、《左传》注，立为博士。“王学”在其时占居主导地位。南北朝时，北方士族南迁。南朝盛行门阀制度，于是专讲区别尊卑亲疏的三《礼》之学大行。南朝经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并受佛教影响，把讲经…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邶风·燕燕》是两诗误合?

《诗·邶风·燕燕》的解释历来异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毛传》,谓“卫庄姜送归妾”。郑玄《笺》云:“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已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于野,作诗见已志。”因《笺》所言诗之本事与《春秋经》合,此说影响颇大,朱熹《诗集传》不得不“姑从序说”许多《诗经》研究者如姚际恒、方玉润、陈子展均从此说。其二是袁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