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重点考察了工作时间、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能积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受工作时间延长的影响下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在有序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关注到工作时间的影响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生计资本对回流式市民化影响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对生计资本的定义,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所调查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总体意愿较为强烈,其中人力资本中的年龄因素,自然资本中的耕地拥有量因素,物质资本中的房屋拥有量因素,金融资本中的年收入因素和社会资本中的市民朋友数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对2013年全国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对其个人特征、职业特征、社会福利与保障特征以及社会认同特征4个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四大维度变量、两个模型,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合回归分析结果,提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居住证制度、多重福利与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CMDS2017数据,以Sen的福利理论为指导,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法探讨居住证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良好,新生代农民工优于老一代。居住证制度对市民化意愿有直接正效应,相比未持居住证农民工,持居住证者的市民化意愿更强,且通过积极影响农民工多重福利(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来间接提高市民化意愿,但新老农民工表现出一定差异。应不断优化以居住证制度为依托的福利体系,兼顾代际需求,促使农民工转向市民。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本文根据在大连市内收集的413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分层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在逐步加入个体特征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和心理因素后,分析其对农民工本、异地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本地市民化意愿比较强烈;年龄和技能情况对农民工本、异地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

基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被动型返乡意愿。社会融入视角下,制度因素是显著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返乡意愿的先决条件,而个体因素对于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强烈与直观,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变"推"为"拉",使返乡与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基于全国1023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稳定居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为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和返乡就业趋势,采用全国1023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和多重定类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未来流动意向和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收入挣得而不是居留城镇和市民化;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具有两面性;农村产业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城市难以立足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归田;打工中见识和自省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农业转型和农村新型工业化,成立乡村学院培养紧缺人才,整合各类扶持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支持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创业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