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基于全国1023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稳定居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为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和返乡就业趋势,采用全国1023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和多重定类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未来流动意向和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收入挣得而不是居留城镇和市民化;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具有两面性;农村产业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城市难以立足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归田;打工中见识和自省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农业转型和农村新型工业化,成立乡村学院培养紧缺人才,整合各类扶持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支持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创业等建议。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居住证制度、多重福利与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CMDS2017数据,以Sen的福利理论为指导,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法探讨居住证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良好,新生代农民工优于老一代。居住证制度对市民化意愿有直接正效应,相比未持居住证农民工,持居住证者的市民化意愿更强,且通过积极影响农民工多重福利(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来间接提高市民化意愿,但新老农民工表现出一定差异。应不断优化以居住证制度为依托的福利体系,兼顾代际需求,促使农民工转向市民。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农民工城镇居住状况及定居能力研究

在北京和深圳65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2001年对6232名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基础上,本文对农民工在城镇的居住状况、定居意愿和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镇中住房水平总体偏低,群体内部居住条件出现分化;农民工聚居区域形成城镇社区的“边缘居住格局”;农民工有较强的进城意愿,其工资水平虽然在不断上升,但他们依然不具备进城定居的能力;住房问题阻碍了农民工进城意愿的实现;受户籍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等限制,当前城镇保障政策并未惠及农民工.为此文章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居住分割、住房保障政策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

居住分割与农民工非永久性迁移存在一个循环强化机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旨在实现农民工永久性迁移的住房保障政策应具备促进农民工收入提升的功能,以使其退出居住分割与非永久性迁移的循环.实证结果表明,融合式的住房保障政策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保障房所在区位比住房条件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提升效应.     

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地级及以上城市特征数据，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随迁作为义务教育可及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可及性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社会融入是义务教育可及性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有小学阶段子女、低学历和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中更大；相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在大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准城市化”的困境与对策——内需启动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对市民化的强烈愿望与尚未准备充分的城市相关改革之间错位严重,"准城市化"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影响和阻滞了中国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与国内需求启动的进程。以启动内需为着眼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意愿、生存能力等因素,应按照"东小西大"原则,积极推进优势县域城镇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住房和社保问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重点考察了工作时间、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能积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受工作时间延长的影响下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在有序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关注到工作时间的影响作用.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本文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数据为基础,对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居留大城市的意愿较高,其中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于新生代,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出现分化,“80后”居留意愿较高,“90后”举棋不定者较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教育、职业、就业身份、收入等因素造成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而言,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社会的接纳是决定他们是否在大城市“安居”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也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可是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制度上的限制等却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农民工居住环境与年老后定居方式选择——基于辽宁49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